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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辽宁文学蓝皮书长篇小说夏之卷——置身于神性、历史和乡土之上

 
林 雪
  神性、历史和乡土要素,是文学创作的三大母题,也是东北地域文化的三大核心文化。是东北物化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作家笔下的呈现,是地域特有的生产方式、文化生态背景下的自然的人的存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价值立场、世界观,加上神性色彩的美学基调。作家之笔向纵深的时间轴探幽,就使小说具备史诗性的可能,作家借助寓言和宗教强化人的终极价值现,就使小说具备寓言的象征和神秘。近年来,东北作家或如刘庆以关注东北地方特定人群沿袭的或唯一真神、或多神自然崇拜切入风云变幻的历史,或如尹守国探索当代乡土小说农民形象审美品格提升,丰富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与文化特质,或如王志国立足文化寻根,将一段历史尽可能全面铺开, 以史实和文学想象做社会、民俗研究的延伸 ,借以表述突然洞见的命运力量与人生的虚无。
  
诗性智慧与童年想象
——简评《唇典》
    
  唇典的原义是东北土匪的“黑话”,比如“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唇典即为口口相传的另类民族史、民间史。2017《收获》长篇专号(春卷)上,刊载了一部描述主人公在近一个世纪里的东北生存的小说——刘庆的《唇典》。相对一部具有史诗结构的长篇,评论界多少显得准备不足。《唇典》的故事源于萨满传说: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学叫各种山雀的啼啭,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唇典,如长河之水滔滔而诉。故事里的叙述人满斗,是一个被玷污的母亲所生,名义上的父亲离家而去,他是一个命定的大萨满,却一生坎坷崎岖。他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主人公满斗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斗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斗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斗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又成了一名抗联战士。后来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时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的现场,满斗恢复了记忆。二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事惊心动魄,郎乌春和柳枝,还有妺妺蛾子早已逝去。和满斗一起生活的日本遗孤素珍和地主后代韩造反有了私生子,为了保护素珍,满斗顶替了韩造反成了强奸犯。后来,他和苏念再次相遇,当年的“花瓶姑娘”被指认出来,被枪毙在满斗的脚边。出狱之后的满斗,成了护林员,他种植了李良树,种了“额娘树”和“阿玛树”,种了一棵美人松起名叫作“苏念树”。可茂密盛大的它们却被盗走,运往城里的小区了。
  时光在演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了,人与家族精神的关系割裂了,人类的本领似乎已大过神灵。满斗祭奠师父李良萨满,他恳请师父帮忙,想彻底送走自己身上的神灵。满斗做了白内障手术,医生们最终破解了满斗夜视能力的奥秘,他们说,满斗的猫眼,不过是因为患了一种眼底的白化病。满斗只是一个特殊眼病的患者,根本不可能洞悉人间的奥秘。
  刘庆笔下从1910年代开始的生活,拥有那个时代非凡的魅力:民间生活史如胶片一样细致的展开:小火车,电灯、“灯官节”、“胡子”绑票、“武开江捕鱼”、“求婚”、“萨满”作法、“会局”、“祈愿堂”、瘟疫等或普通或传奇的细节,还贯穿了现、当代史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进程,比如军阀割据、抗日、革命、“文革”,以及一直处于隐秘状态又无处不在的“组织”的存在,等等,这是一种需要想象力的历史叙事,它的力量,正在于写出一个时代的内在隐痛,写出历史生态的种种真相和细部,将人与自然和历史割裂的生态,重新弥合。
  有评论家评价刘庆的《唇典》为198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关于人性图腾可能性母题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叙述选择,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意义,“一方面,它通过对东北地域近一个世纪生灵万物、生命形态的独特体察,完成了“标本”意义的提炼,从而形成东北文学中的经典性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小说通过超现实主义策略的渗透,使东北地域的文化人格也得以呈现。”这种呈现,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它在传达个体生命、人类与历史、自然、内心对视的时候,显示出来的高度警觉、智慧和超现实路径。应该说,刘庆的《唇典》有效承袭几十年来长篇叙事文学的内部张力,并为叙事文学增添了能在现实里低空飞翔的重要人物。
  在几十万字的篇幅中,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都被置于神明的观照之下,人间与灵界的纠缠与撕扯不但展示了一种别样的历史逻辑,更是在冥冥中为这个残酷荒谬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意义层面的安抚。印象里在现当代小说中还没有人用这样的文字规模书写东北亚最典型的自然神崇拜(萨满教),书写它在百年历史中被战乱和欲望反复冲击并因此失语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庆的笔下,这个有灵的世界脆弱而又顽强,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不屈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无疑寄托了刘庆对意义的探寻与追逐。
  萨满神话对现当代东北小说的情节模式产生过深刻影响。从小说情节的三个要素考察,在场景描写方面,现当代东北小说普遍存在地域特色鲜明的自然描写,这源于萨满神话的自然场景描写.在人物设置方面.现当代东北小说普遍角色少,行动元少,这和萨满神话”元典”的人物设置特点直接相关.在事件的构建方面,现当代东北小说普遍存在的死亡事件源于萨满神话的”磨难”事件,而其中的动植物核心意象不仅受萨满神话相关意象的影响,而且包含了萨满神话中动植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文化理念.这三个特征充分体现了萨满文化对现当代东北作家心理机制的影响,同时证明了萨满神话不只是现当代东北小说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神话是一个民族宗教,文化心理和观念的形象表达,它以语码符号的形式写进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造就了文学无以替代的民族性和地域文化特色.鲁迅先生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现当代东北文学从抗日烽火中崛起,走过了八十年的历程,无论是文学中心时期,还是文学边缘化以后,其艺术魅力都没有衰减,反而随着文化寻根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日久弥珍,在于其蕴含的民族古老文化的因子.马克思所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天真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出永久的魅力呢?”叫萨满神话作为东北地域人们的”童年想象”,对现当代东北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表现出对他们心灵情感的格式塔意义,更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原始诗性的魅力,这种魅力正如维柯认为的是一种”诗性智慧”,是人类精神的寻根力量.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诗性智慧”更呈现出深刻的反异化的拯救意义,萨满神话和萨满文化成就了现当代东北文学穿越时代的文化艺术价值。
  (唇典》 刘庆 《收获》2017年4期)
  
  
乡土根基与时代变迁
——简评《路过合庄》
  
  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的尹守国近年来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基本都以合庄作为地理基点。《路过合庄》正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本部长篇以高速公路为结构轴心,精心书写了葛连一家人所在的村庄的故事:高速公路的开通使昔日的老村民心理抵触,因为虽然憧憬城市现代生活,但祖辈世代以耕、以土立命安身的传统却并没有马上改变。失去土地的焦虑、未来不可预期的所谓城市文明给他们带来不适,也会破坏他们延承以旧的伦理秩序。       探寻尹守国的小说创作之源,发现他一直自觉的在挖掘精神源头中的农耕文化和乡土根基。一条古老河流舒缓的散点透视,被一条新高速公路强势切割,原本平静的乡村就这样迎来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期的冲击动荡,并无以回避、无处躲藏。小说以几分流畅、几分哀婉的笔触尽写合庄村民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年青一代农民的心灵密码,也暗含作者对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坚守。相对比乡土文学出现的回归、批判、和谐、碰撞,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挽留,对农村转型生活的一种隐忧。这是他选择“高速公路”这个时间节点的初衷,也是他进行主题筛选时的思索。
  研究中国乡土小说学界认为,作为以农为本的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度,中国步入现代史阶段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农民开始受到批判。但在革命中,农民又成了最具革命性的阶层,是革命的绝对主力。二十世纪中期,土地改革由北而南逐渐展开,传统的乡村社会开始全面解体,农村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民先后走过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异常复杂多变的命运。这一过程中,“变迁”是中国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关键词。中国农民大多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农民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注定了他们要承受更为深重的苦难。一批有担当意识的当代作家或出自使命,或源于乡愁,保持了对中国农民的高度关注,批量创作了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使中国农民的命运穿越不同历史时代,凸显、烛照出激烈的革命前夜、阶级斗争的硝烟、时代快速无情更迭中人群的分化。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农村小说联系起来,可以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一部较为完整的新中国农村变迁史、农民命运史。相比于貌似客观的历史文献而言,这是一部更鲜活、甚至更真实的农民的历史。
  如果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情形,土地改革实际上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生存法则的颠覆 并产生了第一代农者有其田,那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个过程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小说塑造的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已经超越了第一代固守土地的农民,他们或多或少的有意挣脱出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心理,这是他们的经济属性。而从政治属性上看,梁生宝的价值观念仍然对革命绝对服从的阶段,并没有建立起个人的价值体系。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除力图史诗式地反映从1975到1985十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且横跨“文革”(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两个历史阶段外,这部作品中的亮色是出现了对农村革命的反思,除了对“文革”末期农民的困苦处境有所描述外,还塑造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两位“革命家”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特殊年代“革命”的荒诞性,揭示了革命与现实及民众的真实关系。小说中描写的农村成了苦难、压抑、没有希望的地方,长期的城乡分治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差别,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珍惜之情几乎荡然无存,农业人口成了中国社会最卑贱的阶层。农村改革开始后,孙少安开始办砖厂,在种地之外找到了一条农民的出路。孙少平走出土地,开始了对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寻找。这是“走出去”的一代农民代表。但走出去又能怎样?如同命运安排了贾平凹回答的使命,他在2007年出版了反映城市农民工生活的长篇小说《高兴》,写了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小说中的刘高兴、五富等农民迫于生计到西安城里拾破烂,虽然收入比种地强了许多倍,但进城后他们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无法融入城市,成了城里的“苍蝇人”、“隐身人”。刘高兴因为贫穷曾卖了一只肾给西安人,他认为肾乃人之根本,自己的一只肾在城里,那么自己也该算是城里人,于是开始了对“城里人”身份的臆想和渴求,以此否定自己的农民身份。城市化、工业化速度越来越快,耕地在减少,农民离乡弃土,进城谋生却又无法获得市民待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没有解放农民,将他们融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反而为他们制造了额外的痛苦,导致他们对城市无以释怀的仇恨。农民的出路不在农村,家园不在城市,他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似乎既要失去希望,也要失去家园。
  把这四部小说联系起来,大致可以看到新中国农民从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所走过的四段历程,看到这个历程中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感史、心灵史,看到中国的革命及现代化追求与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由是,历史和文学呼唤有能力写出划时代乡村“第五阶段”的作家。
  一、作者正视乡村社会封闭格局被现代生活渗透后的突围
  社会学意义上最有效最普遍凝聚乡土社会结构形式传统的是乡村互助。在现代化进程对乡村不断侵润的今天,互助传统虽然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变化,但仍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民间”福利保障的角色。尹守国深得乡村文化熏染,熟知乡村的社会学,为合庄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建立在互助基础上的生存及生产秩序。马燕非常欢迎郝桂花到家里做客,认为邻里之间互相串门可以增添人气,曹子海的母亲让儿媳去参加刘天栋的葬礼,这是礼仪,也是义务。晓伟为葛连照料半年的瓜地,得到一只羊的回赠,这是互助基础上的有偿交换。陈桂荣就算心里再委屈也要给刘铭家扔下五百元钱......此时取材于血缘性互助及其先赋性的合庄是温暖的、朴素的、安全的。合庄的人物或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支分出家族、房族,合庄的故事生发也沿袭着姻缘或地缘的走势铺陈,维系着地缘半径的内在封闭先赋色彩。作家选取了合庄人在生产经营、建房、结婚、丧葬等大事里的人情往来、心理纠结,将日常生活中农具互借、生活用品互借、赶集稍物、传递信息、照看孩子、看门守院,聊天解闷,共同娱乐的情景写的鲜活生动。在诸如突发急病、灾难、家庭情感纠纷调节中,尽写风俗人情、喜怒哀乐,同时也站立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直到高速公路时代来临,上述的一切才有可能被动摇。
  作者正视乡村社会封闭格局被现代生活渗透后的红利:施工工人是合庄迎来的第一批城市人,他们像是一群不速之客,扰乱了合庄的生活节奏。合庄村民把闲置的房子出租出去,成为短期租赁的受益者;他们在施工场地卖起羊肉串,使羊肉的销售可以直达客户端;青年村民去工地打工,两个月便能够换回一部手机。可以说,在切身利益的获取中,村民对城市文明的戒备心越来越少,并且在接触和熟悉的过程中,渐渐的接纳着城市文明。村民们与城市文明有了实质性接触,他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观念,态度上的改变十分鲜明。当自己耕地再次蒙受损失时,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多修一条正规的柏油公路。从孩子上学到商店进货,就连生病时找救护车都想到了。修路和自身的利益联结起来,西瓜销路被城市人打开,替代了传统庄稼作物。进城务工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就连葛连这种最顽固的农民,也准备到镇子上经营烧烤摊子,对祖辈留下的放羊营生的舍弃,代表着他将远离合庄这片土地......当地缘社会不再成为乡土的边界,封闭的宗族半径势必被人间突破。 
  一条高速公路使生活发生“变态”,当它进入“常态”后,契约和人情能让合庄走多远?
  二、合庄的前高速公路时代,市场经济孱弱、红利主体单一。
  合庄人靠简单又普遍的互助行为进行生产和生活。不帮助他人也不需要他人帮助的家庭,在乡村这种互识性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乡民间血缘关系的距离越近,则互助行为越多,互助程度越深;在市场化进程中以利益关系为主导,乡民间利益关系程度越深,发生的互助行为越多。因此,互助行为的多少一直与乡村民众间的关系水平呈正相关变化。乡村中的互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换性,付出和回报成为一种既定的人际互助模式,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互助行为在体现出亲情、友情和乡情的表象下,也有一幅幅内心风云图。一条高速公路使生活发生“变态”,当它进入“常态”后,在铁血的契约社会里,温婉的人情能走多远?
  作家在小说里选取了现实中真实而普遍的事件,移植到小说里,成为生活与艺术双向真实的细节。在村民组长的接替中,村民们没有按照《选举法》的选举流程,直接默认刘铭接替父亲的职务。大头马需要批房基地,想到的不是法律流程,而是去和刘铭家套近乎。一句“红口白牙地求人家,怕是不好张口”,无意识地把法律摆在人情之后;在刘铭家和刘伟家的相处中,更能看出人情与法制的高下。郝桂花在承包土地的时候提出签定合同,刘铭却碍于人情怕被耻笑;郝桂花利用弟媳的同情心骗回合同后,马艳也没有用法律来维权,而到家族长辈邻里乡亲面前数落郝桂花,以此在人情方面找寻平衡。
  高速公路的修建,并不意味着上述的一切就可以随之迅速改变。村民的物质意识得到萌发,他们已经不愿意无偿贡献劳动力,付出的心血必须有经济回馈做支撑,原有意识已经被物欲瓦解,人情社会也自然失去主导优势。曹子海为物质利益,间接气死刘天栋,物欲的驱逐力可见一斑;就连葛连这样本分的放羊汉,也可以为羊肉串的销量,昧着良心刷羊尿,愧疚感早已被金钱磨灭。种种迹象中,均可以看到物质欲望对人情社会的伤害。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在合庄的兴起,
  三、通过典型人物询问在乡村根基与现代变迁的矛盾中何去何从?
  作家在结构《路过合庄》时,以高速公路作为有效的变数,顺势勾勒出乡村社会“变态”后的众生相。在时间结点上,作家巧妙运用对比手法,把合庄的前高速公路时代的平静自守与后高速公路时代的人心浮动加以反衬,形成明显的互义作用。在运用生动可信的细节描绘人情温暖、互助安全之余,也暗写乡村社会的脆弱、人们生活潜藏的危机。因为毕竟“变态”的生活是关系到人们是否安定、安全的重大事情,而乡村互助图景的只是生活常态中的小情景。变态情境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并不常见,一旦出现就极具颠覆力量,非一家一户联手可以应对得来,而处于生活常态中困难的合庄人却几乎完全不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与其说他们自主选择,不如说他们是随波逐流。在看似热闹的世相中深藏着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国家正式福利体系及保障的严重缺失。失去了国家福利的乡土,将长久陷于穷数,失去了国家福利的村民,将长久陷于卑微。 
  (《路过合庄》 尹守国 《雨花》 2016年20期)   
    
  
在本土文化认同中叩问历史
——简评《大辽悲歌》
 
  东北的历史文化传统多元而厚重。红山文化、蒙满文化、契丹文化等并存交织出一幅绚丽的多民族文化发展图谱。发掘和弘扬东北文化,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文化浓笔重彩的部分,这也是一代东北作家的使命。辽宁作家王志国新近推出的长篇《大辽悲歌》,以厚重的篇幅、成熟的叙述能力、宏大的故事结构、鲜活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那已经消逝的古国契丹历史风云。
  国运兴衰中的大真实
  明清“末世”历史题材曾风靡一时,相比之下,辽朝契丹因其历史资料不足、学术研究式微而成其作家关注的盲区。王志国的小说选取公元907年~1125年间,原居住于辽河上游的契丹族兴起,在中国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统治中国北部200多年封建王朝的兴衰荣枯,以大辽帝国发祥起笔,历经部落征讨,耶律家族的兴起,兴盛、衰落,以及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等几个中原王朝、与金、西夏及蒙古部落的跌宕起伏矛盾冲突,以及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历史传说、历史故事,整合若干历史事件,“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大辽悲歌》选取丰富、绵长的历史镜像,聚焦辽朝二百多年的风云,借鉴中国传统讲史小说的形式,运用古典文学章回体结构故事。众所周知,历史是文学创作重要的精神源头,历史是现代的另一种镜像。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记叙历史,典藏一种个人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实录传统”固然是文学的本质功能,“超越历史”则是考问作家历史现的集大成之能力。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人们除了要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即史料的真实、并以此作为评判其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外,还要具备一种源于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基础上更多的反思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
  作家在塑造人物、结构情节时坚持尊重历史真实,在叙述家国命运、设置人物性格时也遵从历史规律。作品在处理决定论与偶然性的逻辑关系时也有着政治正确的导向。在推动历史的某些重要因素上没有流于消费主义历史现的食色,人性,原始的生命强力等等因素。对权谋、性爱、争宠、夺位等特有的血腥王权等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也没有过分渲染。
  征伐中有意无意孕育的文化大融合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成熟的一代王朝,同时也面临发生重大变化前夜的世界格局。朝廷腐败日益严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不断侵扰边关,朝野上下充满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王志国没有局限于汉民族本土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在书写大辽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兴衰为主线的长篇中融入许多反思成份,宋朝与辽国之间的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征伐与反征伐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中先于明清的宋辽叙事,无意中验证了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
  书中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澶渊之盟做了大量篇幅的描写。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由于自身原因,很早就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北宋朝廷暗通关节。宋真宗也赞同议和,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至此,辽与宋一改以往的政治格局和国势走向,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军事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屈辱性合约,它开了赔款的先例,给宋朝的朝政和民众增加了很重的负担。但是,澶渊之盟缔结后,双方停止战争,和平往来一百年之久,宋辽边境得以安定,双方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作家再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较量和博弈,堪称精彩至极。围绕着宋真宗的优柔寡断,寇准的仗义执言,萧太后的因势利导……各方人士可谓斗智斗勇,相机而动,在进退两难之际演出了一幕幕活灵活现的人生悲喜剧。
  赛义德在其名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领土和占有是地理与权力的问题。人类历史的一切都是根植于现实之中的”。对于“帝国主义”赛义德作了这样的定义:“在我这里‘帝国主义’一词指的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赛义德在论述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时还指出,小说有着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准百科全书性的形式。包含在它里面的既有高度有序的情节,也有建立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和它的权威和权力之上的一整套社会参照体系。   
  《大辽悲歌》也正是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辽国与宋朝为二元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对文化大融合的本土认同。
  (《大辽悲歌》王志国 团结出版社 2016年出版)
  
  本季度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是鲜明的”东北风”之作,这并不偶然,而是辽宁作家立足本土、精心打造地方文学、追求文学的地标性、经典性的可贵努力。就如赫姆林.加兰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地方无限的差异性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丰富的素材、别样的命运、经典的人生。而辽宁长篇小说佳作也势必如山矗立,如潮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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