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辽宁之好
 

我的农民父亲

 
彭莲芝
  我的父亲是位农民。我的文章题目所以用《我的农民父亲》,而不用《我的父亲是农民》,是因为父亲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他农民身份的界定。父亲不仅有着普通农民纯朴善良、厚道、能吃苦耐劳,能勤俭持家的品质,还有着侠肝义胆,不惧强暴,爱憎分明,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有着热爱生活,识得大体,不受狭隘思想束缚,敢于我行我素,有着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特质。父亲有壮举,有胸怀,有雅量,有思想。这些都成为我继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引领着我努力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也证实着守着黑土地的农民同样有着浩气凛然,顶天立地的气概。
  这就是我一直在想着为父亲好好地写一篇文章的理由。
  父亲生于一九一四年,二零零五年辞世。老人以着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永远地投入了大地的怀抱。
  父亲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伪满洲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阶段。也分享了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经济实惠美好生活的幸福。前半生的世事沧桑,给他留下了岁月的疤痕,也锻造了他的钢筋铁骨。后半生的闲观乾坤,让他悟出了人生真谛,看到了天然文章。父亲生前常常是一边坐在炕上卷着汗烟,一边对家人说:“人为一茬草,一世一春秋”。“人生一辈子,心多大福多大。”他说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不是听别人说过的。是他自己的原创,是他走过荆棘,出生入死,一路挣扎,流过汗水,泪水,血水之后积淀下来的思想结晶。
  父亲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十几岁时没了父亲,是扯着哥哥姐姐的衣襟长大的。没过二十岁就顶替兄长派丁,二十几岁又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在国民党的皮鞭下和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做着劳役。非人的生活,让他有了憎恨,有了对压迫的反抗意识,有了对民族强盛的渴望思想。
  日本人侵占东北,抓劳工修筑工事。当年父亲被抓到黑龙江省去修筑铁路,受到日本人非人的虐待。日本人专门为中国劳工挖了一个大大的狼狗坑。如果有劳工得了病,不能干活了,就把他扔到狼狗坑里让几条狼狗活活的把人咬死吃掉。和父亲一同被抓去当劳工的三名同乡因为患了风寒病不能出工,被日本人硬从工棚里拖出来扔到了狼狗坑里。看着同胞被狼狗撕咬着的惨状,父亲怒火冲天,抓起干活用的镐头,纵身跳下狼狗坑,和几条狼狗展开搏斗。年轻的父亲当年是彪形大汉,镐头的重力从狼狗口中夺回了三名劳工的身体。父亲用自己的身体当梯子,让三名劳工爬出坑口。日本人发现后端着刺刀冲过来,对准父亲的胸膛就是一刀。父亲没有畏惧,他用临时学的日语,巧妙地和日本人周旋。日本人没有看见过流着血的劳工还能和他们对话,收起刺刀说:“你的,大大的会说话。”父亲的命保住了,三名劳工的命被父亲抢了回来。父亲成了中国劳工的主心骨。
  几十年过去后,文革期间有人诬陷父亲当劳工是日本特务,被父亲救过的三名劳工听说后,赶到家乡为父亲作证,说父亲是劳工的救命恩人,还了父亲的清白。
  每当提起日本人,父亲就会神经质起来,嘴和手一起哆嗦,然后大骂小日本子残害中国人的罪行,告诫孩子们发奋学习,富强国家。永远不当亡国奴!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一次战斗结束后,时年三十四岁的父亲赶着一辆马车到北镇县拉梨。车行在半路上,父亲突然看到一家六口人破衣褴褛蜷缩在破烂的行李上,寒冷的风把四个孩子冻得哆哆嗦嗦。父亲停下车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医官和家属。国民党打了败仗,他们逃离战场后已经无处藏身。医官见父亲朴朴实实的是位农民,让老婆孩子一起跪下给父亲磕头,乞求父亲搭救他们一家人。父亲看着满脸泪水的四个孩子,憨厚的说出一句话:“都上车吧!”
  父亲径直把国民党医官的一家人拉回家里。然后对外就说是接来的远方亲戚,暗暗地把这一家人保护起来。医官改姓埋名,在父亲所住的乡村里行医看病。医官医术很高,尤其对外伤治疗手到病除。父亲就给他在镇上租了一个门面,让他为全镇上的人看病疗伤,治愈了好多乡亲。后来镇里成立公私合营医疗所,公办医院,医官是主治医师,直到退休。他的四个孩子一个成为人民教师,俩个随父从医,最小的儿子成为新中国的优秀科研人员。
  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好这一家子人,吃了不少苦头,担了不少风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有人说父亲私藏国民党医官要批斗他。文革期间政治历史问题的帽子满天飞,父亲被险些定为反革命。当时就有人问父亲:“你胆子够大啦,保护国民党医官一家子,就不怕连累你自己的一家子吗?”父亲坦然地说:“他是医官,在哪都是治病救人。我保护他,是因为当时村子里没有懂医道的,庄稼人有病就等着死。让他隐姓埋名给庄稼人看看病,救死扶伤,这不是积德吗!再说,家属和孩子有什么罪?谁能看着四个孩子饿死冻死不管?!”
  父亲管了,不仅管了当时安家立命,生计生活,医官夫妇老年的时候,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父亲就把医官老俩口当做父母照顾生活起居,直到养老送终。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阴德让素不相识的两家几代人亲如一家。我们的三个姑姑一个叔叔,以及他们的子女一直都和我们,以及我们姐弟的孩子们保持着亦如血脉渊源的亲情。
  父亲是条汉子。他不仅敢于反抗压迫,还能在是非面前认准一个道理敢作敢为。把被人救济看成是一种低俗,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他从来不把困难看成是坏事,越是困难在他看来越是人生。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每年生产队里都会接受国家的一些救济粮。分到各家各户每次也就是几斤粮食。父亲一次都不去领。他对母亲说:“靠国家救济是没骨气。凭自己的力气搞些副业自救才是正道。”那时就是穷也不许搞经济喂饱肚子。父亲不听邪,养蜜蜂,黑夜里背着大大的蜂箱到几十里外找花粉,寻蜜源。到村边树林子里割槐树条子,搞荆条编织,整夜整夜地蹲在潮湿的土地上编筐倭篓,然后到集市去卖。关里关外鼓捣小买卖,一些小巧玲珑的饰品在关里收,到关外卖。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夜间进行着,因为白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父亲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躲开当时的经济封锁,靠自己的顽强挣扎去养活一家人。
  熬过了困难时期,又来了文革时期。四人帮的“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像白色恐怖一样,农村里谁家种了白菜土豆,花生芝麻,养几棵果树等,统统会被专政组的人拔掉。父亲还是不听邪,他在自留地里引进黑龙江土豆块茎,搞良种试验,成功后卖给乡亲们共同搞生产。家里的房前屋后有嫁接的酸楂树,葡萄树,李子树。就连南方的甘蔗父亲都试种过。专政队的人去阻拦父亲,父亲抡起搞头就打,骂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畜生。问他们:“地里不长苗光长草,是啥社会主义?不搞经济是啥社会主义?”
  父亲性情刚烈,可他却有着一副柔肠。看见谁家老人儿女不在身边,拎水劈柴有困难,他一定会去帮忙料理。时间长了,上了岁数的老人多了,父亲就逐家逐户去劈柴,开荒种菜供老人们吃用。
  村里有一王姓人家,就一个女儿嫁到黑龙江去了。老俩口八十岁的时候,腿脚都不好使了,父亲每天要去地里捡茬头给老人做引柴生炉子做饭,把自己种的蔬菜拿过去给他们吃。当二老的女儿回来的时候,买来果品特意去感谢父亲的帮助。父亲原封不动拿回来还给老人。他说:“我从小没有了父母,孝敬谁家的老人都让我的心安生。东西我不能要。”王姓夫妇俩被父亲照顾十五年,直到为二老送终。
  父亲利用八年时间在村边的天然大池塘里水里捞方造田二亩多地。他是用来为上了年纪的老人种蔬菜的。父亲时年也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可是身体特别硬朗。天没亮就挑水浇地,弄得浑身都是泥水。蔬菜下来了,他就采摘一些黄瓜茄子辣椒,装上篮子,一挪一擦地给那些身边没有儿女的老人挨家送过去。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水果市场上不多见。一斤荔枝要花二十块钱买到。我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有三十几块钱。那也舍得为父母买。买一斤回去,小心翼翼的包好,唯恐挤坏一颗,那可是一块多钱哪。父亲看见这么贵重的水果,拿起来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自语着:“让老爷子老太太们都嚐嚐去,上哪看见这玩意。”母亲就会微笑着说:“让他拿出去送人吧,这比他自个儿吃了都香甜。”
  父亲在大街上碰见一个盲人破衣褴褛,一搭话知道盲人孤身一人生活。父亲把他领回家,找出自己的衣服裤子鞋子给盲人穿好,吃饱饭后送盲人回去,并一再嘱咐:“缺少衣服再来找我”。盲人流着眼泪说自己遇见了好人。
  父亲有施于人不图回报。他受别人的一点恩惠却终生不忘。父亲八十四岁的时候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带他到吉林省的榆树县去一趟。我问他去做啥?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到榆树县的一买卖家做长工。老板娘对我好,每天都给我烧炕,烧一壶水,吃饭管我饱。我忘不了她,她活着的时候我去过几次看望她。我现在也八十四岁了,趁着能走动,我去看看她的坟,给她扫扫墓。看看她的子孙什么样,要是有困难的话,你替爸给他们仍俩钱儿。就是我闭上眼睛了,我也不后悔了。”
  看着耄耋之年的父亲一副虔诚的样子,我没有理由不带着父亲去一趟榆树县。我们坐上北去的火车一路打听,等我和父亲找到榆树县的时候,这里早已经变成通榆市了。父亲记得的旧地名早已经盖起高楼大廈了。父亲拄着拐杖,泪眼昏花地喃喃自语着:“来晚了!来晚了!老太太的坟都没有了!-----”
  父亲把生命看成是一种禅成。他从来不惧怕死亡。父亲七十五岁那年患了肺癌。我带着父亲到中国医科大学就诊时,医生拿着片子告诉我这一病情时,我控制不住哭出声来。父亲走过来一挥胳膊对我说:“跟爸回家!那算啥呀!癌就癌!你爸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病?!”原来父亲早已经知道自己咳血就不是什么好病了。
  回到家中,我一边上班一边护理父亲两个月。父亲一边治疗一边和外孙嬉戏,全然没有当回事。半年之后,父亲竟恢复得和病前一样了。
  心多大福多大。这是父亲的名言。父亲活到九十二岁,不能说与他的心宽心大不无关系。
  父亲念过几年私塾,算是有点文化。特别是在不识一个大字的母亲面前就更显出父亲的学问来。父亲常拿我们姐弟的课本书念给母亲听。也有时听喇叭里广播有什么新闻也向母亲说一遍。然后说一句:“你这破老太太,一个大字不识,嫁给我你美透了!”母亲也自觉是理,微笑着不言语。父亲能讲古代故事,特别是帝王将相的故事,民族英雄的故事,常讲给母亲听。母亲就常以这些英雄故事教育我们四姐弟。父亲发现母亲讲的不准确,就接过来纠正,后来干脆不让母亲张冠李戴,一有空闲就一板一眼,带着表情动作,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民族英雄故事。我考大学时背历史题“郑成功收复台湾”,父亲在旁边接上说:“那是1661年。”我一惊咤,就一下子记住了。直到现在也没忘。
  父亲对子女的教化都是形象说教。小时候家家贴年画。父亲买回来的年画都是“四扇屏”。也就是一连四张画都画的是一个故事人物。画上面有解说词,讲着人物故事,形象生动。贴到墙上之后,父亲就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四扇屏讲给我们听。“苏武牧羊”的故事父亲不仅能讲出四张画以外的历史背景,还能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这支歌。而且字正腔圆,富有情感。这支富有民族气节的老歌,我唱了半个世纪,我又教给了我的儿子学唱。
  有时候我就想,父亲的讲故事,父亲的历史知识,父亲的热爱文化是不是铸就了我的作家天赋。不仅如此,就连我的正直,我的品格,我的为社会宣传一种向上的思想写作原则,我的嫉恶如仇,似乎都印证着我秉承了父亲的血脉。
  一位农民父亲,他何以能有胆略,何以能善良为怀,何以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年少时父亲有过苦难的童年;青壮年时有过出生入死的磨难;中年时期国难当头;直到晚年时节他才享受到国泰民安。是苦难让他有了忧己忧民的心地,是磨砺让他有了民族的气节和豪爽,是寻根固本的道德情操让他有了大地一样的厚实思想。
  父亲的故事很多,就如一望无际的沃野里生长着的茂密森林一样,让我敬仰着父亲的品格,探测着父亲悠远的人生底蕴。
  我怀念我的农民父亲。我为有这样一位农民父亲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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