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作品
 

活着的滋味

 
李 铭
  60年代初:那时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穷困。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口老式木柜算是最好的摆设了。那口柜简单得很,掀开柜盖就是足以容纳一口袋粮食大的空间。有什么东西放进去了,着急要找出来,得费很大的力气翻动。因为有时候要找的东西往往在柜子的最底层。有一个词语叫“翻箱倒柜”,极有可能就是从那时得到的启发。
  父亲弟兄几个在分家的时候,曾经为了一面镜子发生争执。弟兄几个互不相让,相持了几天才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把家分开了。那面镜子,几年前我在老叔闲置的破屋里看见过。那是一面再普通不过的镜子了,当时的名字叫“柜戳”,我的理解是它在柜子上“戳”着,所以叫了这个稀奇古怪的名字。
  这面镜子,中间有字,写着“红心永向党”。它的上面印证着历史的风尘和岁月的沧桑,如今,它早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可在当时,因为村干部把它“断”给了老叔,父亲和叔叔家闹了矛盾。我家决定争口气,也买上一面镜子。
  于是,全家节衣缩食,充分发扬勤俭节约的作风把买镜子的钱终于凑齐了。父亲很激动,走着去城里买,回来是个大风天。父亲背着镜子,一路上历尽了艰辛。可算到了家门口,父亲喊母亲出来接他的声音都已经因为喜悦变了调。母亲来接,心急的父亲失手将刚买来的镜子掉到了地上!
  70年代初:自行车成了衡量一个家庭家境好坏的重要标志。看见别人家有自行车骑,全家决定向这个目标努力。当时最能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人就是邮递员。因为他们骑的自行车是绿色的,显得特别帅气。
  大哥最先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是他用了半年时间在砖厂干活挣来的钱。他推回车子的那天,全家像过年那样热闹。都围着那辆自行车转,大哥别出心裁,找来油漆把车子涂成了绿色。后来谁骑我家自行车,谁的衣服上就磨走了一些绿漆。
  大哥骑车先学会的是“掏裆”,姿势极其难看,一条腿从大梁底下掏过去,骑车的时候往往蹬不了一圈,只会半圈半圈地嘎蹬,速度慢还费车链子。
  想起来那时我们全家骑车的姿势都很滑稽。我父亲也试骑过,他腿脚不好。推了自行车上了梁顶,一屁股骑在后车座上,然后双手努力够着车把,借着下坡往下放。父亲骑自行车属于无师自通型的,因为他是我家第一个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的人。我们全家都在父亲后面欢呼跳跃,父亲飞快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一直冲向遥远的远方。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父亲当时根本找不到车闸,因为那辆自行车是“脚闸”。父亲一口气放出去四五里地远,还算是有惊无险,自行车终于自己慢慢停下了。父亲那天是天黑后回的家,步步的上坡,令父亲叫苦不迭。尽管父亲学骑自行车的经历挺坎坷的,可他仍然向全家宣布:向着每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的目标冲击。
  80年代初:那是激情澎湃的岁月,“四大件”让我们拥有了太多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母亲用上了缝纫机,哥哥戴上了上海全钢手表,全家听上了收音机,上学上班的弟兄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全家还有更大的追求,买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出《霍元甲》,全村就一家电视,去晚了占不上地方。大哥二哥三哥联手去外地打了一年工,年终花了750元钱买来了一台大连产的“星海”牌电视机。
  母亲在家里是有绝对权威的,每次开电视机都由她亲自来操作。她怕我们用力过猛把开关拧坏了,母亲就像现在足球场上主罚任意球好的球员一样,全家都很信任她。
  有一次,母亲不在家,弟兄们仗着胆子去开电视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只听“啪嗒”一声,开关拧开了,电视机却没有发出声响。咋鼓捣也没有动静,只好如实向母亲汇报。母亲埋怨孩子们胆子太大了,还动手打了每个人一巴掌,好让我们长记性。
  事情后来的发展皆大欢喜,父亲请来了乡里修理电器的。给打开壳也没找出毛病来。我无意发现电源插头插的不对,多孔插座有两个孔是坏的。电视机啥毛病没有,修理电器的还是要走了父亲的三十块钱,人家说了,打开壳就得收钱。那时候最大的想法是,能不能不用开关就打开电视机,要不总担心开关会被拧坏了。后来有了遥控器,这个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
  现在,我和许多人一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作用电脑,聊天电话都省了,直接视频。在城里过得腻了,还想去乡下盖个别墅。电动车人人都有,家家基本都有了一辆小轿车……
  回顾人这一生,似乎总是在为一种外物活着。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当初有为没有得到一辆自行车而自杀的。现在呢,也有过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为了迎亲的喜车不是高档的,而喝了农药的。过去有为得不到一块手表而与爱人分手的,现在也有为了金钱,十八岁的少女嫁给老翁的。他们和我,都为了努力得到而活着。当有一天,红尘中所有的一切成为虚无的时候,人们才会恍然明白:比起生命,比起安宁来,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有时候我用笔去咂摸一下,过去和现在对比一下,很多活着的滋味还是挺有滋味的……
  
幸福的饺子
  老家有句俗话:好吃不如饺子。
  据说在除夕的交子时分,人吃了饺子会通身添力,然后,男女老幼齐鸣鞭炮,帮助天神除掉厉鬼,再虔诚的贴上新的灶王爷画像,并在财神爷和灶王爷的画像前供奉上以饺子为主的美食,取意来年平安吉祥财源滚滚之意。这就是“爆竹声声除旧岁(祟)”这一习俗的由来。
  小时候家穷,过年的时候大人不会给孩子们发红包。于是,年夜的饺子就成了最美的享受和期盼。
  记不清楚那年我几岁了,忙碌了一年的乡亲们都在过年的前几天等待着公社分白面。那个时候,家家都没有白面吃。只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公社才会调拨一部分白面来。过节一般每口人分一斤,过年要多分一些,每口人要分二斤。这样,年夜的饺子就可以用白面包了。
  白天,生产队就派了大马车和强大的阵容去公社领白面了。可一直到了晚上,也没有见到拉面的马车回来。父亲是生产队队长,这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由他亲自来抓。父亲领面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在公社的粮站排队,排到下午才轮到大队。大队领完,再按人口往各小队分。腊月的寒风刺骨,父亲和几个乡亲都坚持排号。把面领到手时,才知道由原来说好的每口人二斤缩水到一斤半了。不管怎么样,总算领到白面了。父亲赶着马车往回走,在老爷岭上路又陡又滑,马车竟然翻到沟去了。所幸的是人和马都没有受伤,可两袋白面被刮出了口子,白面洒了满沟收不起来了。父亲很沮丧,损失了两袋白面,给乡亲们没办法分了。
  北风呼啸,父亲是半夜带着马车回来的。分面的计划被破坏,各家应该分得的斤数要重新统计才行。第二天,生产队大院里挤满了来分面的人。一袋袋面粉打开了口袋,都倒在了几个大圆笸箩里。父亲拎秤,会计念村民名单,念一份父亲就称一份。乡亲们排着队,都很虔诚。分到的面尽管不多,可脸上都带着喜色。面在逐渐减少,父亲不敢马虎。白面是按袋来的,不知道是否足斤足两,可要严格地按斤数走,父亲的秤杆就丝毫不敢马虎了。秤是平秤就可以了,秤高一点的话怕后面的没法分了。
  父亲称到结尾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笸箩里的白面很显然不够分了。经一番查证,终于得出结论,会计的计算出了差错。会计是新手,算盘扒拉得不够熟练。好在剩下的几户都是小队干部了,一核计不按斤数和人口分了,干脆平均分成几份,每家拿走一份算了。这样一来,我家就吃亏了。我家人口多,男孩子多,分得的面粉简直太少了。大哥一直在排队分面,几次挤上前,都被父亲瞪回去了。大哥自作聪明,以为父亲瞪他是示意他后分能多分一些。哪知道父亲是有觉悟的人,坚决不搞特殊化。
  大哥拿回家的白面少,母亲原来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原来打算吃两顿白面饺子,年夜饺子和初一都要吃白面的。事已至此,母亲只好把初一的饺子改为荞面的了。于是,年夜饺子成了过年最吸引人的盛宴,从而备受孩子们的瞩目了。
  我从小嗜睡,年夜包饺子的时候睡下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一醒过来,就想起了没有吃白面饺子呢。闹着跟母亲要,母亲告诉我不用着急,给我留下的饺子在锅里热着呢。可我掀开锅盖,只有一只空碗在里面,哪还有白面饺子啊。我以为母亲在逗我玩,哭闹起来。为这事,我家剑拔弩张,搞得很恐怖。父亲严刑拷打了我几个哥哥,父亲认为是我的哥哥们偷着把饺子吃掉了。这件事成了我们家那年最大的冤假错案,其实,大家在一起吃的时候都把熟睡的我给忘了。当母亲看见我时,来个紧急叫停,才为我保留了最后七个饺子。本来就够少的了,可这七个可怜的饺子仍然难逃厄运,被人偷走了。
  童年的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格外深。自己哭着要白面饺子的一幕现在想来,还觉得有一丝苦涩挥之不去。这件案子被长大后的我一举侦破,原来,白面饺子并非被我哥哥们偷吃,而是被一直不怀孕的老婶偷走了。老婶和老叔结婚四年没有怀孕,很着急,经高人指点,说到男孩家多的人家,年夜的时候从锅里偷饺子吃,饺子饺子就是“叫子”的意思,一吃就怀上了。老婶在那个大年夜处心积虑,最后一个来我家拜年,趁人不备,揭锅把七个白面饺子全拿走了。
  那七个幸福的饺子被老婶偷走吃下后,竟然真的出现奇迹。老婶从此“喜”事不断,接二连三地生孩子。要不是后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我高产的老婶说不定要生多少个呢。老婶马不停蹄给我生下了七个妹妹,才来个紧急刹车。她的节外生枝,才让我感觉年夜的饺子是那样的幸福。
  如今日子好了,吃饺子是平时饭桌上很平常的事情了。可我仍然喜欢年夜的饺子,每年的年夜饺子,我都吃出了很多种感受。品咂过去,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甜蜜生活。还有一件事情可以透漏,每年吃完年夜的饺子,我都让妻子把饺子放在锅里,等村里的女人来偷。令我失望的是我家再没有着过“小偷”,村子里没有着急生孩子的女人了。有一次过年逗老婶,说锅里给她准备着白面饺子呢。老婶嘿嘿笑说:不去,你们家锅里的饺子都是丫头。
  
打几幅年画拿回家
  北风那个一吹,雪花飘呀飘,年就悄悄地来到了。
  父亲起得早,毛驴昨晚加了草料,今天是镇上的大集,父亲要去卖柴火。秋天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谋划过年的费用和支出。孩子的衣服要换,年货也要像模像样地置办。鞭炮给我们,我们就一年很尽兴;年画给全家,那是最大的喜庆。过日子过的是人气,乡村的大屋,过年不贴年画闲着空得慌。父亲打柴火的劲头足。攒够了自己烧的,剩下的腊月赶集卖掉。然后,打几幅年画拿回家,把全部的喜悦贴墙上。贴满屋子,贴满心怀,把心贴得暖暖的痒痒的,日子就显得滋味十足起来。
  腊月的天气很冷,父亲一早走的,黑天了还不见回来。豆包在锅里热着,一盆高粮米粥凝成了大陀。母亲最是心焦,一刻也没在炕上坐着。一会儿听听,一会儿听听,都不是父亲回来的声音。其实母亲这是多此一举,我家的毛驴认得路,进村口就会哏嘎地叫唤。毛驴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它的声音全家再熟悉不过。
  父亲回来已经很晚,大雪封了路,车上很冷,父亲拎着鞭子小跑着赶车回来。母亲喊孩子们赶紧帮助父亲卸车,她拿了柴火填灶膛里引火。饭菜需要再热,高粮米粥加点开水做饭汤。母亲走得急,暖壶倒得劲大,咕咚咕咚的声音很沉闷。
  父亲吃饭狼吞虎咽,一是冷了饿了,为了多打一幅年画,在集上没舍得买半斤油条吃。二是着急向全家展示最新“成果”。鞭炮买了多少,挂钱买了几沓,最主要的是打了年画。那是一年里全家最隆重的文化大餐。乡村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年画是我童年最美的精神享受。
  母亲收拾下碗筷,用针挑煤油灯的灯芯,挑得一屋子都是亮堂堂的。几个小脑袋瓜挤一圈,看着母亲的手。母亲很虔诚,小心解开捆年画的纸捻绳。油墨的芳香扑鼻而来,年画绚丽的色彩晃疼了眼睛。母亲挨张打开,父亲做讲解。父亲没念过几天书,认识的字少,只懂看图。这张是《吕布戏貂蝉》,那张是《黛玉葬花》,我们还小,不明白这些典故。父亲就滔滔不绝,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错误百出,他说林黛玉葬花是因为薛平贵忘了她,纯是乱点了鸳鸯谱。
  母亲是不会叫我们一饱眼福的,明天早上是小年,还要早起做饭,招呼孩子们睡。抗议是没用的,因为有父亲撑腰,母亲在家说得算。夜晚的梦很香甜,梦的主题都是关于年画的,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缠绵着孩童的情怀。母亲和父亲在呢哝着说着悄悄话,我们尚小,不知道情话是不好意思听的。还以为他们在黑夜里不知疲倦地谈论年画呢。于是,冬日的夜晚显得宁静异常,窗外的雪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腊月二十九,贴年画的日子。
  父亲亲自动手,设计好了哪张贴哪。我们做下手,母亲不闲着,用剪刀剪些修饰的纸花,裱在年画的四边。年画贴上墙,屋里变新了。也难怪,多了一屋子生动的人物和花草虫鱼,不热闹才怪。孩子们四处去打探情报,回来会添枝加叶地跟大人汇报。都是咱家的年画漂亮,咱家的年画贴满了墙的溜须话。父亲看着自己的杰作,就显得格外得意。
  除夕的夜晚是孩子们最激动的时刻,吃了饭,换了新衣裳。鞋子是新做的,单鞋穿着夹脚,外面还冷,跑一会儿鞋里就像钻进了一只小猫在狠劲咬脚趾头。孩子们都很坚强,挺得住。挨家串着去看年画。年画真的很美,花草虫鱼的,娃娃老人的,我最喜欢那种带故事情节的。一张画分成八个小格,是连环画。我看过《桃李梅》、《花为媒》、《对花枪》好多好多,站在这些生动的年画前,我的脖子仰得生疼。我想,年画可能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年画装饰了我最初的梦想。
  父亲和母亲很迷信,他们腊月不叫大家细看年画是有原因的。等到贴上年画,父亲和母亲一起数人物的耳朵,假如有人物是双耳朵的,父亲和母亲就很欣喜。他们的理解是这年我们家要添人进口了。这样的解释荒唐得很,父亲和母亲却乐此不疲。儿子多,娶媳妇生孩子是大事。我们哥六个娶媳妇生孩子,据父亲后来反映都是事先有预兆的。比如我大哥娶媳妇那年,打张《鲤鱼跳龙门》里面有个胖小子,那胖小子就是双耳朵,果然大哥开春上了媒人,娶了我大嫂子。比如我侄子的来临,是因为父亲打张《十二金钗》,其中的贾迎春是双耳朵,这不,我大嫂子在那个美丽的冬天开始吐了起来……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孩子们都大了。我也离开了父母在都市打拼,乡下的父母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他们都苍老了很多,可是打年画的热情不减。前些年回去,父亲进腊月就开始谋划打年画的事情。后来,父亲的年画没打成,原因是镇上的大集卖年画的几乎没有了。有几份都是美女,父亲没买成,回来生气。跟我说:都是一群大姑娘露个大腿棒子,胯骨肘子,白胸脯子,大过年的贴墙上心里跟着冷啊。
  去年回去,发现父亲不再张罗打年画的事情了。问原因才知道,家里翻盖了新房。墙面是水泥抹的,刮了雪白的大白。小弟还买了墙壁镜,根本没有地方贴年画了。父亲和母亲不再执政,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看见他们的郁郁寡欢,我的心里不是滋味。
  今年腊月,在临近的大集上看到了很多久违的年画,山水的,毛主席像的,激动地告诉了父亲,父亲急不可耐地要去买。我说:过年的时候,我回去带给你们。母亲说,买回来往哪贴啊?父亲来了精神说,买回来再说,不买年画过年还有啥意思啊?
  为了父亲和母亲这个新年过得有意思,我心里想,今年一定打几幅年画带回家。
                         
卖了酸梨买炕席
  梨树园里有三十多棵果树,梨树里酸梨最多。秋天的时候结了满树的果子,有小贩来梨树园收购,给的价位低得惊人。父亲就决定摘下酸梨留着冬天卖,这样,能够卖个好价钱,过年的时候花钱也就有了指望。
  父亲有使不完的力气,窖挖得深。踩着梯子下去,里面黑咕隆咚。父亲不叫点蜡烛,不是为防火,怕的是燃尽了窖里的氧气,人在里面呼吸困难。秋天的酸梨采摘完就统一下窖,腊月临近,就准备拉到十五里地外的集市卖掉。卖了酸梨好买领炕席。
  两间房子的大炕,睡着我们一大家子十来口人,一年一领炕席。每年的过年都要换的。这成了我家雷打不动的规律,也是新年新气象的一个标志。炕席是高粱秸皮编织的,花纹很细密。开始买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细刺扎人。我家孩子多,每人一条褥子很难做到。一条花被,中间对折,往炕席上一铺,人往里一钻,就这样精打细算“连铺带盖”。我小时候睡觉都是裸睡,有时候打把势就从“连铺带盖”里滚了出来。早上醒来,胸脯子上会有很深的炕席花纹,纵横交错的特别壮观。这还算幸运的,有时候屁股上也会被扎上了刺,还得嗷嗷叫着点灯喊母亲,母亲拿针挑刺,那份难为情会叫人笑掉大牙。
  酸梨头天晚上装筐,搬到屋子里,放到地中央。酸梨放了几个月以后,颜色慢慢呈黄色,窖深储藏得好,水分很足,吃着口感好。还有一点,酸梨愈放得久,里面的酸会慢慢转变成微甜,越吃越好吃。久之,我家的酸梨就远近闻名。到集市上卖,顾客就很多。
  几经商量,由我和父亲去赶集,卖了酸梨买炕席。利用这腊月的旺集,我家的酸梨能够卖个好价钱。晚上起风了,风舔着窗户纸呼呼叫着。火炕很热,我钻出被窝,肚皮贴着炕席感受着温暖。再过些日子,就要告别这领陪伴我一年的炕席了,这一年,我和炕席睡出了感情,它不再扎我,也不再硌我。朦胧中,听见父亲和母亲小声议论。母亲劝,明天冷就不去了。父亲笑,说不下刀子就得去。父亲的决心很大,年根的集市不多了,庄户人都懂得赶早不赶晚。
  早上风煞了,可天干巴冷。装好几大筐酸梨,父亲赶着毛驴车,我混在酸梨筐中间坐着。路上早已经有了赶集的毛驴车大马车,清脆的响鞭声音偶尔会响起来。两头异性的毛驴也会彼此传递着好感,嗷嗷叫几声。毛驴车在黎明里穿行,这个村庄在地球上并不起眼,我抬头看天,满天都是星斗。我在想,晚上我们就能够买领崭新的炕席回来了。毛驴走了一会儿就见了汗,不久嘴巴上就挂上了白色的霜花。父亲蹦下毛驴车小跑跟着,也喊我下来跑几步。在车上冻脚,在车下冻脸。跟父亲说话的时候,嘴巴都有些不好用了。
  集市去得早才会有好的位置。有好的位置才会卖得快。我们去的还算合适,不算把头,也不算末尾。卸车,把梨筐摆好。破棉被子暂时还不能拿下来,酸梨很娇气会被冻伤的。父亲给毛驴带了草料,毛驴喂好,它才会老实地等着我们卖酸梨。
  天实在是冷,手都冻得伸不出来。集市上的人没有预想的那么多,酸梨卖得慢。临近中午了,还剩下两大筐没有动。父亲数了数钱,叫我看着梨筐,他要去买炕席了。凭父亲的经验,再不去买炕席,恐怕就挑不到称心的了。
  我看着梨筐,却不会卖酸梨。有人问,特别紧张,就按照父亲的嘱咐说多少钱一斤。父亲托付了旁边卖东西的人,有人买就帮助称量。酸梨这边还算应付得了,卖了几个人胆子就大了。身后的毛驴吃饱喝足以后开始不老实。它看到了不远处有一头青春美貌的母驴。我家这头情窦初开的毛驴就挑逗人家,竟然挣断了缰绳跑了过去。我追上毛驴却拽不回来它。这头毛驴为了爱情开始跟我翻脸,使劲叫唤,还尥蹶子踢我。我急得直哭,旁边的人就叫我去喊父亲。
  总算有惊无险,父亲听见我喊,没费什么力气就牵回来了毛驴,象征性地踢了毛驴几脚。我发现父亲抱回来一领崭新的炕席,是手工编织的,花纹细密讲究。从父亲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很满意。父亲把炕席放到毛驴车上,跟毛驴说,看我怎么收拾你。
  父亲的身边还多了一个人,是卖炕席的。原来父亲的钱不够,还相中了人家的这领炕席,软磨硬泡非要买下来。人家见父亲面相憨厚,就答应跟着父亲过来取钱。哪里想到,父亲先是狂追毛驴,然后还要严惩毛驴,就是不说还钱的事情。卖炕席的就催促父亲住手,赶紧给钱。父亲数了数我卖的酸梨钱,还是差了两块钱。父亲说,你在这等着吧,卖完酸梨就给你炕席钱。那人等不起,父亲就说,我卖你两块钱的酸梨吧,货换货两家乐行吗。卖炕席的没有办法,嘴里嘟哝几句,说你不买还占着,拿酸梨跟我换,真不讲究。父亲不着急,拿一个酸梨给他,叫他尝尝。他咬了一口,口感不错,就点头同意。
  买完炕席就一分钱都没有了。父亲开始一心一意卖酸梨。没有零钱倒给人家,父亲一律拿酸梨补偿,凑整钱。这样,酸梨卖得还算快。眼看着日头偏西,天又开始冷了。父亲就敞开了喉咙,开始了最后的叫卖。快散集的吆喝果然管用,一阵儿的工夫,酸梨全部卖掉了。天擦黑,我们把空筐装上了车。这个时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这才想起来,我们一整天水米没打牙了。父亲去炸油条的摊子上买了最后一斤油条,油条凉,吃着像冰棍。可还是感觉很香。
  晚上又起风了,我钻进那领炕席筒里躲避。那果然是领好炕席,里面能够闻到庄稼的味道。想一下人可真是手巧,满地的高粱茁壮成长,人却能够把它们编织得如此精细,叫它贴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暖着我们的情怀。我在那领炕席筒里坐着,四周是猎猎飘扬的高粱。天不冷了,风不大了,我们与土地亲密无间。
  这是我八岁时候的往事,一转眼的光景,四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是孩子的父亲了,也离开了我热恋的故乡很多年了。去年,父亲给我们弟兄六个每人家一个梨木菜墩,说用这样的菜墩方便。比在城里买的菜墩好用。父亲还告诉我,菜墩就是原来那棵最大的酸梨树做的,它现在老死了。父亲挖掉了酸梨树,把它们锯成了菜墩,一家一个。我似乎闻到了满树的梨树花香,沁人心脾,久久不能遗忘。四十年前的那个集日,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今,我的故乡家家都不再用这样的炕席了。卖完酸梨买炕席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日子越来越好,只有那些温暖的记忆更加铭心刻骨。时常会叫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泪水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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