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
 

飞行家

 
双雪涛
  1979年,李明奇第一次来高家时,高立宽十分光火,并不是因为李明奇当时穿了一条喇叭裤,系着一条花皮带。当然这样的仪表也许是个起因,最主要的是,高立宽从李明奇出生就认识他,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李明耀和李明敏,还有他的六个妹妹,名字无法列举,但是确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高家后面那一趟房。再后面就是1967年修的红旗广场。广场原是日本人修的,铺的大理石砖,据说是从阜新开山运来的大石,建好后日本人在广场放了一群鸽子,中国人第一天都给逮走,回家吃了。第二天广场上又放了一群鸽子,还有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看鸽子,中国人才知道鸽子是喂的,不是吃的。广场的四周是日本人的银行和办公楼,后来日本人走了,这些东西就都留给中国人,67年在大理石广场上立了一座毛主席像,施工时鸽子就都飞走了,再没回来,就此称为“红旗广场”,因为主席像的底下有一排士兵,为首的一个戴着袖箍儿打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李明奇一家就比邻广场,与高家的后窗户隔了一条马路。房子大概三十几平米,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举架很高,墙窗足金足两,跟高家一样,是印刷厂分配的住房。不同的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自己做了一个隔板,搭在半空,也就是说,凭空盖了一层吊铺,墙上嵌进五个台阶,一家十一口人,女的住在底下,男的住在上面,安排得蛮好。
  高立宽看不上李明奇除了他的仪表,还有重要的一条是李明奇的父亲李正道过去是高立宽的徒弟。高立宽是市印刷厂的高级技师,拿手的本事是古版印刷,一通百通,所有关于印刷的活计都难不倒他,在厂里很受尊敬,厂长见面也要给点颗烟再开口说话。受尊敬不光是手艺,高立宽是个老党员,1936年就入了党,那时说叫共产党,更通用的名字叫地下党。高立宽因为是个苦出身,让人一说,心一横,就入了地下党,偷着印传单,他印的传单比别人的都好,色泽鲜艳,日久弥新。高立宽虽然小时候没读过书,不过在印刷厂里认了字,字认的多了,还能措个词,上级派下来的口号,他有时候给改改,鼓动性更强,上级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真是行行出状元,没想到有人还是天生印传单的料。那时他不是高师傅,还是小高,小高就印了两年传单,期间蹲了一次国民党的大狱,蹲了一次日本人的大狱,都挨了打,日本人那次打得略狠,一只眼睛瞎了,出来之后便唤做独眼小高。解放之后,独眼小高高兴了一阵,不过也没觉得如何,新世界新气象,他还是在印刷厂印东西。没过几天,他才品出这个新世界不一般,那个给他写信的上级当了副市长,一天把他想了起来,给他厂里打了电话问还有没有他这个人,是不是牺牲了。回答说,人在,还是搞印刷,只是眼睛瞎了一只,过去调色是瞪着两眼,现在是一只眼,调得依然没问题。市长就派人把他接去,还提醒他把信带着。聊了一会,把信拿回,拍板让他去干部学习班,学习几个月就当副厂长,高立宽当即说,我只有一只眼,不好看,另外也不是当官的料,嘴笨不说,一看人多就哆嗦,当年参加革命不为当官,现在有了新中国,自己已然高兴,还是继续当工人为好。市长说,你这一只眼是为革命丢的,欠你一只眼,该还,你又有点文化出身又牢靠,这样的好机遇不可浪费,不干也得干,明天就去学习班报到。
  高立宽从市政府大院回来,心里不舒服,把徒弟李正道找到家里来喝酒。李正道第一次去师傅家喝酒,拎了半只熟鸡一瓶白干,两人把鸡掰碎,边吃边喝,高立宽说,正道,你这鸡不错,哪买的?李正道说,师傅,买不着,我自己烤的。高立宽说,你当工人白瞎,开个店能发财。李正道说,我烤一只得烤半天,开店准赔死,给师傅吃正合适,下次给您烤只兔子。高立宽心里高兴,觉得这徒弟不但会烤鸡,每次说话都让人舒服,就喝了一大口酒,给他讲了些印刷的门道,李正道歪头听着,时不时把鸡的好位置递给高立宽。高立宽喝得有点快,想起要倾诉的事情,说,今天去了趟市政府,心里不舒服。李正道说,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今天您被大轿子接走,厂里都炸了锅,您是老革命,过去您也不说。高立宽说,这玩意说个屁,有人脑袋大,旁人一眼就看见,有人屁股圆,总不至于天天脱裤子给人看。李正道说,您说得是。高立宽说,市政府那个院子,过去是日本人的地方,我这只眼就是在里头打瞎的。墙上还有日本字儿,没刷干净。这个干部班我是不想去,可是不去不行,市长得罪不起,不过别看我就一只眼,可是看得清楚,我啊,去也白去,河里游的扔马路上,一步也走不了。这天喝到半夜,李正道就睡在高立宽家,两人脚对脚,高立宽鼾声如雷,李正道一宿没合眼,第二天天一亮,就爬起来给高立宽沏了一大缸子茶,去上班了。
  高立宽的看法没有错,人贵有自知之明。学习班上除他之外,都不怎么识字,有几个比他说话还笨,说得一口方言,除了自己谁都听不懂。还有一位有鸦片瘾,中途犯了瘾,倒在地上乱滚,让人送回家了。高立宽虽然相貌有些缺陷,可是仪表堂堂,宽肩阔背,一张方脸,说话虽然不比授课的老师,可是硬要说两句,也是能说出两三点,就这分出两三点,不是一锅粥,就压死了人。可是他的问题就出在喝酒上。去了半个月,大醉十天,打伤了两个同学,把一个巡查的老师也打破了脑袋。不单是醉人彪悍,是高立宽从小跟北市场的老师傅学过点把式,要不然也不能两次大狱都活着出来。打伤同学是小事情,打伤的那位老师去过延安,是比高立宽资格更老的老革命,不但是老革命,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女同志,愣让高立宽揪着头发走了半个走廊,最后拽下一大块头皮来。这位女同志包着脑袋,连夜给组织写了一封信,从太平天国说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说到义和团,从义和团说到延安整风,总之是用血的教训确信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也藏着流氓,需要彻底地改造。高立宽卷着铺盖揣着休学的证明回了印刷厂,这回没有大轿车,自己坐公交回来的,李正道把铺盖卷接过,什么也没问。实话说,师傅好酒,李正道早知道,师傅喝酒之后喜欢动手,他也知道,他就挨过几次打,有一次在饭馆喝到一半,师傅喝得兴起,把他连人带椅子顺着窗户扔到了大街上。这还是自由自在的时候,到了学习班关起来,心里憋闷,半夜跑出去喝酒,醉酒闹事,都在情理之中。李正道是山东人,家里吃不上饭,父母饿得走不动,他一人揣着一包种子跑到东北来种地,40年河坝决了堤,把地冲了,他就跑到市里来,先是在旧书店给人打工,夜里睡在门板上,白天卖书码书,也认了几个字,后来几经辗转,到了印刷厂。要说无产者,他比高立宽更合格,只是没蹲过大狱,没跟市长通过信,但是他酒量大,不闹事,心灵手巧,也知道时局变了,就像发大水,虽然啥都没了,一地的泥巴,可也是新的机会。到了傍晚,高立宽终于说话,正道啊,明天给师傅烤只兔子。正道说,好,明晚拎您家去。高立宽说,我手欠,把人打了,这学习班念不下去,市长把我保下来,让我反省反省,下周再去,实在是要把人折磨死。正道一边把裁纸刀擦好,搁在工具箱里,一边说,要不我替您去?高立宽噌地站起来说,你情愿?正道说,看您这么遭罪,我心里难受。高立宽说,得去一个月,见天儿关在屋子里讲马克思列宁,晚上大门都上锁,你行?正道说,我试试,不行的话您来接我。高立宽往地上吐了口吐沫说,行咧,算我欠你一回,明天我去趟市委,把这事儿办了,你家是山东哪来的?正道说,山东蓬莱曲南县李家村,我爸我妈都让日本人杀害了。这句和事实有点出入,李正道的爹妈是饿死的,不过如果日本人不来,不打仗,不征兵纳粮,也饿不死,所以从根上说,也不算撒谎。高立宽捉住李正道的手握了握,说,徒弟,以后就算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也算你一口。明天最后一遭,市委的门儿我再也不进了。李正道有点感动,也有点内疚,决心明天把兔子烤得好一些。
  握手是个新事物,高立宽在学习班学的。
  所以79年李明奇来家,就算高雅风不说,他也知道这是李正道的儿子,俩人长得一模一样,瘦高,挺长的脖子,眼窝深陷,像个德国鬼子。打过招呼李明奇掏出个手绢,把椅子擦了擦,坐下,白色的喇叭裤贴在木椅子上,只坐了一个边儿。高立宽心想,德行,看你憋的什么坏。高雅风二十三岁,在变压器厂工作,长得不太好看,眼珠子有点突出,牙也有点往外噘,顶着嘴唇,但是是高家姐弟三人里最能说的,虽然年纪不大,一旦让她说起来,便跷起腿,一只手拽着脚腕子,眉飞色舞说几个小时也行。就靠这张嘴,说动了老师,给她弄了一个假病历,于是没有下乡,初中毕业早早就进了变压器厂,每个月领二十多块工资,工龄比同龄人都长。可是79年秋天的这天下午,高雅风老老实实坐在李明奇旁边,没有说话,她怕她爸,就像是八哥看见猫,再怎么抖机灵也是没用的。她看着大姐高雅春前后忙活着给李明奇倒茶,心里一边觉得果然是亲姐,平常怎么闹还是给她些面子,一边嘴痒痒想说点李明奇的好处,可是看见高立宽浓浓的挤在一起的眼眉,又都咽了回去。
  李正道去了学习班,真个一个月没回来,高立宽依旧耍着光棍,白天上班,晚上喝酒,这点工资都捐了饭店。高立宽喜欢请客,因为工龄长,段级又高,工资比别人多,主要是喜欢那个热热闹闹的气氛,喝完酒去澡堂子一泡,泡完倚着澡堂的大长皮椅子聊天,修脚,喝半夜的浓茶。过了十天,差不离把李正道这个人忘了。一个月之后,李正道回来,他看见李正道理了个新发型,头发长了,梳得很齐整,先前有点连鬓胡子,都剃光了,穿着一身蓝色的的确良中山装,一头扎进了厂长的办公室。高立宽心想,你个什么东西?我的手艺你才学了点假把式,去了趟学习班就自己换了身皮,回来不先见师傅,跑到厂长那里露脸,等你换上工作服,我再拾掇你。他没想到,往后将近二十年,李正道再没穿过工作服,先是在高立宽的车间做副主任,主抓生产线改造,伺候几个俄国人,然后又做了全厂的工会主席,抓思想改造的工作,“三反”“五反”都是他领头,揪右派的时候他第一个写了材料,把厂里几个搞古版印刷的老师傅点了名,“文革”前,他已经是副厂长,市里的毛选都是他主持印的,还去周边的地级市传授过先进经验。高立宽看在眼里,没觉得多么不舒服,一个人是哪块料,活着活着就会显露,这个李正道就算没有这个机会,迟早也得跳出来,成个人物,单说每次讲话不拿讲稿,说得条条是道,主席的语录张嘴就来,高立宽就觉得比自己强了不止两条街。况且李正道每次见到他,都叫师傅,搞几次运动,也没刮着他。高立宽有时候叫他李厂长,他不让,说,叫我正道,没您没我。还算吃过了炒菜,没忘了大马勺,高立宽心想。不过这二十年过去,直到“文革”来临,把李正道打下马,牛棚没蹲,厕所也没让他扫,只是抄了几次家,游了几次街,坐了几次喷气式飞机,剃了阴阳头,不再让他印毛选,工作呢,回到车间,换上工作服当工人,这二十年间,高立宽对李正道还是有几点不满意,第一,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个,管生不管养,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九个孩子见天儿在街上乱跑,穿鞋没有脚后跟,大的带小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第二,自打学习班回来,再没给他烤过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说改天给他烤兔子,一直没有兑现,高立宽的直觉告诉他,兔子比鸡好吃,可是一直没吃着,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和谁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当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这么草率,死前也没把他当朋友,高立宽意见很大。
  高立宽喝了一口茶,看着他的老婆赵素英,终于说了话,掌柜的,给下锅面条。赵素英比高立宽大,大四岁,相貌一般,个子矮,裹过脚,还结过一次婚,也在印刷厂工作,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高立宽的眼睛算个残疾,所以算是般配,何况赵素英前面那一轱辘婚姻,没有孩子,丈夫暴死,来了高家之后,三年一个,生了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高立宽感到满意。唯一的问题是,赵素英性格慢,高立宽性格急,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才发现,实在太慢,两根电线杆子能走半个小时,你这边火上房了,她那边歪在炕头睡着了。做饭好吃,但是从买菜到做熟,得几个小时,高立宽饿得跳脚,喝多了酒打她,没用,你打完她,正在气头上,她把摔碎的碗筷收拾好,坐在板凳上开始听匣子了,穆桂英挂帅。高立宽后来想起过去的资本家,觉得自己在新中国虽然已经翻身做主人,可是又落到这个慢性子手里,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掌柜的。掌柜的赵素英从板凳上站起来,到厨房拿了一个大面板,撂在炕沿上,又从厨房拿了一个大铝盆,上面用屉布罩着。几个人都能闻到铝盆里的碱酸味儿。今天包饺子吧,赵素英说。高立宽心头一惊,家里的钱给赵素英管,掌柜的管钱,天经地义,赵素英节俭,存折在哪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赵有个小手绢,里面包着零钱,他要买酒,赵就折开手绢,拿出一张零票子给他。今天竟然吃饺子,而且看来早有准备,高立宽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觉得赵不应该对李明奇这么重视,不给他好脸,他要是识相自己走掉就是,另一方面,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他一边琢磨着,一边从炕里头把小方桌拉了过来,摆在了炕中央。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问题就出在,因为睡着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哎,是小峰吗?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我就怕她说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大姑给我拿的,毕业五年了,钱我一直没还,其实一共三万,想还也还了,不过她给我拿钱的时候说是给,没说是借,我就认为是一种捐献,欠的是情,不是钱。我大姑是我爸姐弟几个条件最好的,也愿意当家主事。后来她有时候和我联系,让我去看我奶,从北京到锦州倒是不远,只不过锦州确实没什么好玩的,我奶八十岁之后就有点糊涂,见了也跟没见差不多,从没去过,大姑就在电话里说,我也不让你还钱,就让你来看看你奶,就你这么一个大孙子,你也就这么一个奶,哪天她死了,我跟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放个屁都可能过去,到时你想见就得看照片了。她这么一说,我觉得难过,马上答应去,放下电话又觉得太麻烦,终归还是没去。可一回味,这个不让还钱有点微妙,似乎还是借给我,只是不着急要,本质和过去有了区别。我说,大姑,你给我卡号,我一会把钱给你打过去,这么多年算上通货膨胀,我给你打四万吧。大姑说,你这孩子听话就能听半句,我没说钱的事儿,我说有正事找你。我说,您说。她说,你二姑夫李明奇丢了。还有你哥,李刚,也丢了。我口渴,没有水,只好喝了一口昨夜剩的啤酒,说,啥?啥叫丢了?大姑说,就是找不见了,俩人上周五早晨一起出去吃豆腐脑,然后就再没回来。我说,报警了吗?大姑说,你哥是个啥人你不知道?去年刚放出来,你二姑说了,李明奇跑之前跟邻居借了钱,现在邻居天天敲他们家门,所以是处心积虑,咱们别报警,自家人找自家人,先找找,实在不行再经官。我说,那您坐火车去沈阳吧,我在北京给您打打下手。大姑说,狗东西,你大姑腰脱五年,还不是你爸死的时候护理你爸累的,你赶紧给我回沈阳找去,找不见我把你奶送回去。这句话有分量,主要包含两个往事,第一是我爸得癌的时候,我妈六神无主,我刚刚考上大学,我大姑从锦州过来主持局面。一天晚上抬我爸去做介入检查,把腰闪了,再没好。第二是,我爸去世之后,我大姑看我家这个情况,就把我奶接走了,给我和我妈减轻了巨大的负担。我说,姑,我不是推脱,我是学法律的,现在在银行当法务,不是搞刑侦的,专业不对口,另外我奶在您那住惯了,您也说了她老人家身子骨脆,经不起折腾,咱们不要意气用事。大姑说,你是翅膀硬了,还教你大姑怎么做人了?我跟你说,公检法不分家,你马上回去把你二姑夫和你哥找着,要不然我给你奶买张火车票,去你单位静坐,别看她糊涂了,腿脚比我好使得多,你自己掂量。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下午的球去不了,一咬牙,顺便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这个年假答应我妈,带她去香港玩一圈,她天天在家看TVB的剧,想去香港吃吃便当。实话说,我也想去,想去迪斯尼,坐坐半空中翻滚的那几个器械。有些人恐高,我家人从来不恐高,而且有个特点,喜欢上高,我爸活着的时候,一跟我妈生气就自己上房顶坐着。我妈说,你是猴子变的?我爸也不言语,坐到天黑,下来,气就全消了。领导听说我要请年假,有点不乐意,我手里压着六七份合同,还没改完。但是工作了三年,我一次年假也没请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全世界的景点玩了一半,有时在国外遥控我加班,所以我第一次张嘴,他也没提出大的异议,让我注意安全,心别玩散了。
  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家里没人,电饭锅还热,刷好的碗搁在水池边上,还有水珠。十二月的沈阳正式进入冬天,我家是个老小区,暖气没有分户,大家谁也不交钱,但是如果一点暖气不给,又怕冻死几个,闹成新闻,于是就给一点,手凉的时候能摸出一点温度。我妈那双深红色的羊毛拖鞋摆在地上,已经瓢得不成样子,好像两只烤地瓜。这还是我上班第一年春节时在无印良品给她买的,我妈说送鞋不好,好像是暗示她应该改嫁。我说全没这个意思,是现实主义的考虑。我妈脚干,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袜子的毛屑渗进裂纹里,看着很不舒服。这两年事情多,没有注意她的脚怎么样,是不是穿上羊毛拖鞋之后有所改善。我走进自己的屋子,一张单人床,一个木书柜,一把能旋转的塑料椅,一盏旧台灯。椅子背后是衣柜,曾经比我高,现在到我下巴,衣柜顶上摆着我的储蓄罐。一只微笑的小猪。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一晃半年多没回来,我拉开抽屉,里面摆着钢笔和钢笔水,还有我初中时买的打口带,一个老外吹的萨卡斯。每次回来都很匆忙,这个抽屉已经好久没有拉开过,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作业本,还有从小学到高中同学送给我的贺卡。我一点点翻看,在紧底下,没有记错,我收藏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小玲,我今天临时出差,你给小峰做饭,馒头在冰箱里。旭光。我爸生病之前,职业生涯的后期,经常被派到各个村庄去修理拖拉机,这个便笺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家里我爸做饭,这点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同。
  窗户冲东,窗外是一个大酒店,挡住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光,只有到傍晚时分,夕照日的光经酒店的窗子反射,才能照进屋内一点。这时酒店的窗户亮了三分之一,大多拉着帘子,有一扇没拉,一个保洁工人在里面铺床,双手抻着被单,用力一甩,罩在一张洁白的双人床上。
  门响,我妈回来了。我推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我妈正在脱鞋,她弯着腰抬头看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遛弯去了?她的头发又白了一片,眼袋也比上次见她大了一圈,体型倒没怎么变,还是微胖界人士,穿着褪了色的红羽绒服像一只棕熊。跟楼上的二嫂去广场了,她说。她每天活动的区域不会超出周围两公里。我说,妈,你知道二姑夫和我哥,丢了吗?我妈说,知道,你二姑前天给我打了电话,你吃饭没?我说,在车站吃了,俩大活人咋说丢就丢了呢?我妈说,我问你,这十年,你跟你二姑夫你哥说过几句话?我回想了一会说,我爷去世的时候说了几句,我爸去世的时候说了两句,其他的想不起来了。我妈说,我再问你,你爸有病的时候,他们来过几趟?我说,想不起来了。她说,来过一趟,你爸住院一个月了,说不出来话了,他们来了,坐了二十分钟,买了两斤苹果一盘香蕉,扔了二百块钱,就这么一次。我说,啊,我都忘了。我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从小记性不好,丢三落四,但是这种事我记得清,一样一样都码在光底下。我说,光底下?她说,就像光照着,那么清楚。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明天我去看看我二姑,你去不去?我妈瞪着我说,你就为这儿回来的?我说,啊,我大姑早上给我打的电话。我妈说,请了假?我说,请了年假。我妈说,香港还去不去?我有点愧疚,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胳膊说,妈,明年。我妈说,行,要不是你爸死了,我指着你?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我妈过去是个十分温和的人,听我爸说,我妈年轻时是个开心果,虽然有点任性,但是十分招人喜欢,梳着一条黝黑的大辫子,一打扑克就偷牌,见谁都笑。工厂倒闭之后,俩人自谋生路,我妈变得阴郁了一点,老房子被拆迁,住到郊外的棚户区去,我妈又阴郁了点,回迁之后,房子没有阳光,楼道无人清扫,楼上住着一些以打架斗殴为生的少年租客,直到父亲去世,这一重击,使我妈彻底变成一个阴郁的中年女人。不过她也没有完全放弃,想要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可惜我让她失望,想来想去,我在心里恨起大姑的馊主意来。
  第二天一早,我妈的房门没开,我站在房门口听了一会,她应该是起来了,不过没有电视机的声音,也许就是在坐着。我找东西吃,饭已经做好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小碗鸡蛋糕,都温在电饭锅里。一个棕色的电话本,放在饭桌上。我翻开,是我爸的字迹,记着很多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找到二姑的地址和电话,不知换是没换,看字迹至少是十年前写的。铁百东,第一个胡同右拐,看见一个卖布鞋的门脸再右拐,二单元三楼,黑色盼盼防盗门。铁百就是铁西百货商店,位于铁西区的中心,我小时候去过,每到周日人山人海,对面是一家新华书店,有两个开放式的书架,其余的书都在售货员的背后,想看或者想买,需让售货员扔过来。小本的其中几页写着好多数字,轴承6个,螺丝8盒,折叶7盒,汽油3桶,底下写着一个字:欠。看样子是当年做工人时记的账。我敲了敲房门说,妈,本我拿上了。没有回答。传来一声窗帘的滑动声,不知是拉开还是拉上。我穿上羽绒服走出门去,把电话本揣在怀里。
  几乎没怎么变,还是一个十字街。除了新华书店消失了,变成了一家必胜客。铁西百货没有了,变成了一家小超市。我在里面买了两箱牛奶。那家做布鞋的店还在,也做寿衣。几个老人穿得圆滚滚,戴着帽子手套坐在院子里聊天。二楼三单元,确有一扇黑色盼盼防盗门。上面贴满了小广告,像一张波普艺术的画。门旁边有一个三元牛奶的木箱,上面写着:高雅风。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一个声音说,谁?我说,二姑?那个声音说,谁?我说,小峰。高小峰,你侄儿。那个声音说,我侄儿?然后听见拖鞋蹭到门口的声音,那个声音说,劳驾你把猫眼的广告撕了。我撕下,听见里面说,真是我侄儿。门开了。
  二姑变得很小。像一只猴子。不过确实是我二姑,我意识到即使她变成一只老鼠,我也能认出她来。她的头发掉了一半,不是整个的一半,是间或的一半,挨着另一根头发的头发掉了,不过还是努力朝一边梳着,看着更显稀楞楞的。两腮塌进去,脸上都是老年斑,牙也掉了许多,笑起来牙床隔着嘴唇驽动,走路时脚在地上拖着,抬不起来。房子的格局跟我记忆中一样,中间是厅,两侧是南北双卧。她引我进南屋,北屋是我哥的房间,我小时候去玩过,还睡过他的床。不过现在门关着。南屋的床上有两个包子,一个吃了一半,露出酸菜和鸡蛋,另一个僵硬了,像一团水泥。电视开着,一个女人在唱歌。我过去知道她得了风湿病,难以下楼,现在回想,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很久之前,于我却好像是昨天的消息。她的手变形了,像鸡爪,用三根手指钳着一杯水递到我面前来。
  二姑说,来就来,还买啥东西?你妈挺好的?我说,挺好。二姑……二姑说,你爱听歌,还是爱看电影,电影频道有电影。我说,都没关系。二姑,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二姑说,上次见你,是你爸出殡,五年前?我说,五年前。二姑说,也是冬天吧,我哭得太厉害,好多年不出门,一出门就是这种事,你多担待。我说,二姑,你这说的啥话,不哭才有问题。二姑的房间很小,收拾得很干净,地上的红色地板已经不红,但是没有灰尘,她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棉袄,有点大,但是袖口没有一点污渍,脚上穿着红袜子,看上去是崭新的。二姑回头指着窗外说,小峰,你瞧见那个有个烟囱没?我伸脖子看,说,瞧见了。确实有一个烟囱,暗红色,在一百米开外,没有冒烟,侧面镶着一排铁梯子。二姑说,就是这个东西,把你二姑妨了。我说,二姑,我没太懂。二姑说,就是这个烟囱,妨了你二姑的命,病老不好。我没有言语。二姑说,你现在出息了,在北京做头脸人,去找人说说,把这烟囱扒了吧。我说,二姑,我虽在北京,就是个银行职员,管不了烟囱。我看这烟囱不冒烟,梯子也锈了,你不碰它,自会有人扒它。二姑说,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十五年了,它还在那妨我。前两天给你妈打电话,你妈说你现在不得了,跟刘sir吃过饭,一个烟囱治不了?我说,二姑,我妈这话说大了,刘sir我只在电视里看过,就算我是头脸人,跟他吃饭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您说对不对?二姑沉吟了一会说,不该跳舞。我说,啥?二姑说,这辈子就让跳舞毁了。我说,不是烟囱?她拿起包子看了看,又放下说,烟囱是烟囱,跳舞是跳舞。年轻时跳舞,遇见你二姑夫,这是第一毁。上班后跳舞,跳了一宿,出了一身汗,直接去上班,让风扫了,钻进骨头缝,得了风湿病,这是第二毁。教会了你二姑夫,我跳不了,他一直跳,终于人跳没了,这是第三毁。这辈子就毁在跳舞上,小峰,你饿不,去冰箱里拿点东西吃。她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站起来走到厅里,拉开冰箱门,发现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包子。我把门关上,回头看她,她眼睛盯着电视机唱歌的女人,用脚尖轻轻打着拍子。
  掌柜的赵素英手握菜刀开始剁馅,高雅春知道她妈话少,刀架脖子上说饶命都得合计半天,怕怠慢了李明奇,就开始找话说。高雅春念的卫校,是个护士,这么说来一家子人里学历最高,所以平时主事儿,当半个妈使,也有信心敢说话。她知道妹妹高雅风是个肤浅的人,过去谈朋友,介绍人说半天没用,家里金山银山没用,看了照片才决定见不见。说白了,就奔个模样。这让高雅春很是担心,所以前几次相亲她都跟着去,一看对方是绣花枕头,当场就给搅和黄了。高雅春本人要结婚了,未婚夫是隔壁医专的男同学,分配到锦州当大夫。模样一般,人很本分,家里都见了,很相中,秋天就去锦州办事。这个夏天其实高雅春心情挺复杂,一是要离家远去,锦州也在省内,但是火车要六个小时,平时想是回不来了,担心家里头。二是,到了锦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得适应,过去就听说过个笔架山,退潮时露出条小路,可以直接行到海中的山上去,涨潮时小路被淹没,若是没回来就得困在山中。想到去那里落地生根,心里有点忐忑。三是,临走前,想给家人一人织一件毛衣,时间越来越紧,还没有织完。高雅春从包里拿出一罐茶叶,这是托朋友在铁西百货买的铁观音,到外屋拿开水沏上,给高立宽倒了一杯,给李明奇倒了一杯。李明奇欠了欠屁股说,姐别麻烦。这回离近了看得真切,这个李明奇确实长得可以,不但浓眉大眼,鹰钩鼻,两只眼睛的睫毛足有一寸长,忽扇忽扇的,好像眉底落了两只蝴蝶。
  高雅春说,听说明奇在军工厂上班?李明奇说,是。高雅春说,好单位,是不是还得保个密?李明奇说,也没啥,具体的工作不让说,但是总之就是造降落伞的。高雅春说,降落伞?李明奇说,好多个车间,都和飞机有关,我的车间造降落伞。高雅春突然觉得此人高雅了一点,不知是为啥,她说,听说去年还是先进?李明奇说,也没啥,我搞了一个发明,改动了降落伞的一个小部件。高雅春觉得此人又高雅了一点,竟还是个爱迪生。高雅风此时插嘴说,他还没说完。这句话起了作用,高立宽也斜着一直眼朝这边看,高旭光本来在看书,这个高旭光是个书虫,“文革”时看大字报,下乡时看字典,回城后分配到拖拉机厂,下班就钻图书馆,性格随了他妈,平时没声,书看了也说不出来,自己咂摸。高立宽却极爱这个小儿子,常说两句话,第一句说,掌柜的,要不是你生了小旭子,我打你更多。第二句是,掌柜的,我们这印刷厂就指着小旭子这样的人活,爱看字儿。高旭光这时也抬起头来,听李明奇的下文。李明奇喝了一口茶水说,我弄的降落伞虽说只是改了一个小部件,但是作用不算小,主要是开伞比过去更快,整体也降了分量,虽说比美国人的沉一点,不过已经接近。没人敢试。我就自己试了一次。高旭光问,你怎么试的?李明奇说,飞机上,五千米。落下出了点小故障,锁扣卡住了,弄了半天,比预计开伞的时间晚了三秒,也偏了靶点,落在了树上。第二次就好了,实验比较成功,所以得了个先进。高立宽心想,这小子跟他爸一样,爱往上走,迟早摔得惨。高雅春听得心惊胆战,她是护士,有点医学常识,五千米落下,稍有闪失准成肉泥,落在树上,运气不好也是骨断筋折。高雅春说,发明是发明,实验是实验,咱好不好以后专搞发明,不搞实验,这次命大,下次命小,都保不齐。高雅风笑说,这家伙不是命大,是骨头轻。我和他跳舞,他跳女的,我跳男的,拿手一带,他就转起来。高雅春瞪了她一眼,高雅风马上把嘴闭上。李明奇说,我确实比一般人轻一些,不是分量,我有一百四十斤,但是不知为啥,感觉比别人轻,小时候跟我爸放风筝,有一次我爸做了一个大蜈蚣,那天风很大,我被风筝带起来,脚离地飞了一百米,撞到个邮筒才停下来,后来我爸再也不带我放风筝了。高立宽知道有这么一个风筝,用的特种纸,还是他给弄的。想起李正道,高立宽心里又是一紧,这个徒弟心灵手巧,可惜死了,留下一大窝孩子,这个李明奇是老大,帮着他妈拉扯剩下八个孩子,经过这么多困难的时期,一个没死,他还进了军工厂造了降落伞,也算是有出息。高立宽又想到,因为这么多年生李正道的气,从来也没伸手帮过什么忙,一勺豆油都没借过,想到自己五大三粗,心眼比针鼻还小,就眨了眨那只独眼,叹了口气。
  高雅风听见高立宽叹气,心里发慌,想是刚才说跳舞的事情惹恼了他,便拿眼睛戳李明奇,引他往放在炕头的军包里看。李明奇站起来,从军包拿出两瓶西凤酒,放在方桌上。高立宽看见酒,翩腿上了炕,指了指李明奇说,上来坐。高雅春并不知道高立宽的心里活动还有内疚一环,只觉得这个爸虽是一家之主,其实内心简单,两枚糖衣炮弹就击穿了心扉,又想到自己就要远嫁,更加担心起这个家来。李明奇站起来,试了一试,发现裤子太紧,上炕盘不下,就说,叔,我在炕沿陪你,这两瓶西凤酒是我爸留下的,当年舍不得喝,埋在院子里,抄家没给抄走,今天能喝多少喝多少,剩下的给您留下。高立宽说,你能喝多少?李明奇说,我看状态,睡饱了的话,能喝半斤。高立宽说,够使,今天这酒剩不下。掌柜的,先别剁了,炸盘花生米,也让我们消停会儿。赵素英放下刀,在围裙上蹭了蹭手,去外屋生炉子。高旭光站起来往外走,李明奇说,旭光不喝点?高旭光回头说,最烦这个。说完拎着书走出房门去。这时候正是中午,夏日的阳光正照在房顶上,胡同里头卖冰糕的老郝太太推着冰糕车走过高家门口,旭光拦住她,掏出五分钱买了一个冰糕,顺着梯子上了房顶,在斜沿一躺,又把书看起来。高旭光从十几岁起,就下了两条决心,一是不喝酒,滴酒不沾。二是不打老婆,无论老婆怎么惹人厌,不行就离,绝不打她。要说大部分的儿子,无论怎么努力,内心里总有个核心的部分,和父亲相连。就像影子,无论怎么歪歪斜斜,总是离不了本人的脚后跟。这个高旭光是个另类,从十几岁起,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高立宽的所有东西都扫地出门,终于长成了一个和高立宽完全不同的男人,这个不同的程度怎么说呢,就像X和Y的不同。
  花生米端上来,杯子摆好,高立宽说,再拿一个。于是三个杯子摆在两人面前,高立宽都给斟满,说,正道,世事无常,没想到这么多年没吃上你烤的兔子,却和你儿子喝起你留下的酒。还是有缘。你走得早,我也迟早得走,先走为大,我先干了这杯。高雅风无所事事,坐在板凳上抱着双腿看两人喝酒,这一中午她憋了一肚子话,憋话比憋尿还难受,尿憋住实在不行可以尿裤兜子里,话憋不住也不能站起来喊出来。高立宽喝酒从来不让女人上桌,要不你可以吃他剩的,要不你就抱个碗坐凳子上吃。赵素英一般都在灶台吃饭,站着就吃好了,因为人又矮又瘦,食量小,钳两口就饱了。此时正在煮饺子。高旭光可以上桌,可是他不愿意对着他爸吃饭,于是其实高立宽每天晚饭如果在家吃,都是一个人吃,一个人喝,喝几个钟头,往炕头一倒就睡了。礼拜天如果没人引他出去,他就从中午开始喝,也是喝到半夜,一倒睡了。所以高雅风看着高立宽和李明奇喝酒,心里火急火燎,这要是喝到半夜,她这肚子话就得憋到半夜,想到这里她下意识地晃动双腿,直想挠墙。高雅春有事干,她从炕柜里拿出针线,开始打毛衣。高旭光有个旧毛衣,穿的都是窟窿,她给打散,掺上新线,重新织一个。高雅风看见,马上把两手伸出去,让她姐把线绕上。想了半天,高雅风终于找出一句话,她把头挨过去小声说,姐,咱爸今儿要大。高雅春说,大就大,满意就行。高雅风点头,觉得她姐还是她姐,生在头里,多吃了几年盐酱,能沉得住气。
  李明奇这点随了他爸,能喝一斤半,就说能喝半斤。饺子上来时,两人无话,已经各喝了三两酒,李明奇面不改色,花生米一夹一个准儿。高立宽有点喜欢,家人没人陪他喝酒,这小子懂事儿,每次碰杯都矮半截,热饺子往他面前挪,凉的放自己跟前儿。高立宽说,掌柜的,饺子不错。赵素英并没有听见,她端着一缸子凉白开,爬上梯子,递给高旭光,等着他喝干。高旭光问,妈,那个李明奇能喝酒?赵素英说,能喝,你挪挪,这边晒。高旭光说,妈,我也想吃饺子。赵素英说,我专给你包了带虾仁儿的,一会给你端过来。高旭光说,三滴答酱油,四滴答醋。赵素英点点头,顺着梯子爬了下来。
  高立宽又喝了二两,醉意熏熏。这是他为人最好的状态,一只独眼看谁都很顺眼。高立宽说,小李,你爸管我叫师傅,你管我叫啥?李明奇说,我叫叔。高立宽摆摆手说,不能这么论,你应该管我叫师爷。高雅风在地上听着有点别扭,这辈儿论得没头没脑。李明奇说,我爸跟您学印刷。我在军工厂,您的本事我用不上。高立宽又摆摆手说,今天我教你点功夫,咱们这辈儿就对上了。说着伸手把赵素英落在炕沿的菜刀拿起来,高家门后挂着一张像,红光满面,笑容可掬,脸庞像一只熟透了的大苹果。高立宽说,看他左眼。说完把菜刀一掷,正中像的左眼。李明奇看那人像上刀痕累累,想来平时没少表演。李明奇说,这我学不了,我没劲儿。高立宽说,什么叫没劲儿,手伸出来。李明奇伸手,白白嫩嫩,像个大姑娘的手。高立宽抓住手往旁边一带,其实想把他拽个趔趄,也想试试他到底有没有力气,没想到李明奇腾空而起,面袋一样摔在窗户根底下。高雅风把毛衣一扔,站起来说,爸,你怎么闹没好闹?李明奇坐起来,爬回原来的位置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忽悠一下,没摔着。高立宽很纳闷,甩了甩手,说,你怎么这么轻?李明奇说,跟您说了,我就是骨头轻。高立宽捏了捏他的肩膀说,有骨头啊。李明奇说,骨头有,但是像是空心的,也许跟我生在吊铺上有关。高雅春有医学常识,知道骨头都是空心的,跟生在哪里更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也没纠正他,知道他是打个比方。高立宽说,怪不得五千米都没摔死你,原来是个鼓上蚤。一会教你轻功。李明奇说,轻功好,这我用得上。高雅风看李明奇没事儿,坐下继续织毛衣,两人都倒满酒,这算是个拜师,又干了一杯。
  李明奇的酒量有个限度,就是九两酒。九两酒之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九两酒到一斤半,逐步露出真心,想啥说啥。一斤半之后,一头栽倒,人事不省。这点高雅风并不知道,因为两人舞厅认识,混熟之后偶尔也喝点小酒,但是从没喝到这个程度,高雅风也就喝点啤酒,主要是助兴,要是多喝,回家让高立宽闻出酒味儿,准得拿皮带抽她。所以李明奇喝到九两之后,眼神流变,她并没注意。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旭光在屋顶吃过了饺子,书本盖在脸上,睡着了。这个下午高立宽和李明奇已经聊了不少话,从蒋介石聊到杜月笙,从四人帮聊到叶剑英,从身处的日本房竟有上下水聊到中日建交时的首相田中角荣,这么一聊不要紧,高立宽一生桀骜不驯,在这个下午被李明奇在话上拿住了。凡事高立宽知道个大概,李明奇知道个细节,高立宽知道报纸上写的一二三,李明奇知道报纸背后的四五六,高立宽的见识有一里地,李明奇的见识出了胡同,还能拐弯,一直看到山海关。高立宽从来没佩服过谁,这个下午佩服了李明奇,有志不在年高,怪不得能穿喇叭裤,这里头学问也不小。李明奇指着自己的喇叭裤说,叔,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五脏六腑俩胳膊俩腿不能更换,这衣服却可装卸,所以穿衣服要注意,衣服就是话,穿在身上就是跟人说的一句话。高立宽说,你这行头说的是什么话?李明奇说,说的是,我和你们有些不同。高立宽点头说,是这么个意思,我穿了一辈子衣服,没说过一句话。最后说到李正道,李明奇说,我爸上吊铺吊死前,给我们这九个孩子都洗了澡,最后给我洗,洗的时间最长,说了几句话。高立宽说,说了啥?李明奇说,我爸说,长兄为大,你做得不错,知道疼弟妹,但是还差点意思,差就差在自己还要更加立事做个榜样。人总有一死,有的死在床上,有的死在马上,能死在马上,不要死在床上,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卖西瓜,也要做卖西瓜里的拿破仑。高立宽心里更加服了,自己是永远做不成拿破仑,可是家里有个拿破仑,也让人高看一眼。高立宽说,若是你和雅风结了婚,住哪?这一句话让李明奇从拿破仑又变回了李明奇。李明奇低头说,叔,没地儿住,老二结了婚搬出去了,可家里还有九口人。高立宽说,你住我这儿。雅春过两天要去锦州,住得下。
  高雅风听得直发愣,今天本来就是见个面,李明奇除了有个模样,有个单位,要啥没啥,要不是自己已经跟他亲热过,已然贬值,今天说啥也不能把他领到家里,摸老虎的屁股,就像是买衣服,今天本来就是试试大小,没想到不但买了,还送了一件羊毛大衣。这样的速度让她也有点发慌,赶忙在心里掂量两人是否合适。李明奇这人好处是聪明,坏处是胆子有点大,就像打麻将从来不会屁胡,总想飘胡扛开闷三家。但是也不是要命的坏处,保不齐让他胡上一把,就可以站起来不再玩了。还有一个坏处是抠。有点钱都给自己弟弟妹妹花,若不是二弟李明耀已经成亲,三弟李明敏天生小儿麻痹,没法成亲,他还不能考虑自己成家。这么一想,也不是什么坏处,两人结婚就成了一家人,抠是对外人,抠出来的钱还得回到家里,也就是她的手上。想来想去,高雅风感到这辈子都在眼前明晰起来,她活了二十几年都没把她爸拿下,高雅春是长女,说话自有三分威力,高旭光是老儿子,啥也不干也得万千宠爱,她夹在当中,可有可无,没想到今天她领来的李明奇一个下午就把她爸彻底攻陷,以后姐姐去锦州,弟弟万事不管,厂子也有宿舍,她和李明奇住在家里,似乎可以当政,想到这里高雅风的心情很舒畅。
  我坐在二姑的床头,听她讲二姑夫和我哥的故事,想起了昨晚我妈提到的两次葬礼。较近的一次是我爸的葬礼,参加人数大概三十人,告别仪式时放的是《二泉映月》,喇叭不太好,发出丝丝的杂音,我妈委顿在家,我站在大姑的旁边与每个人一一握手。我爸叫高旭光,是个拖拉机厂工人,去世时五十岁,患的是胰腺癌,发现时已吃不下饭,两个月后就没了。除了最后一周,这两个月其余的时间我爸非常清醒,也知道天命难违,气数已尽。他不爱旅游,所以谈不上去周游世界,一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就是我妈,所以也谈不上和旧情人叙旧。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家里地上床上都是他的书,一个工人爱看书,略有点奇怪,一个工人临死前还在看书,就更加有些奇怪。我爸在病床上,指挥我去买了几本他一直舍不得买的精装书,其中一套书是精装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此书已经绝版,我是在网上买的旧书。我爸说他从小就喜欢这套书,一直攒不出钱来买,现在终于买了,可是翻了几页,就困了。他的朋友很少,生病后几乎没什么人来看他,所以非常清净,醒的时候就拿本书看,困了就睡。我妈对我爸的行径深不以为然,她以为我爸应该有一肚子话跟她说,给她提供一些久未解答的秘密和一些可供回忆的资源。可是并没有,似乎我爸没有什么秘密,一辈子上班就在一个工位,出差只有一个路线,下班就回家做饭,吃完饭就抱本书看,出差时每晚六点往家打个电话,然后在农民家的炕头抱本书看,下岗之后就在广场卖茶叶蛋,也是一个工位,收摊之后回家做饭,吃完饭抱本书看。我爸感觉到自己不行前,把我妈单独叫进病房谈了一会,据我妈回忆,也没谈什么,就说他死后,要把奶奶照顾好,奶奶已经糊涂,所以他死了这件事情可以不说,也许也不会发觉,说出差即可。然后叮嘱我妈改嫁,不要有心理负担,他们俩这辈子和睦共处,已经知足。最后一个事情是葬礼时要放阿炳的《二泉映月》,那是他最喜欢的曲子,骨灰埋在爷爷的骨灰旁边。然后把我叫了进去,主要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好好读书,本科念完最后念硕士,硕士念完念博士,最好一直念下去,这是他的夙愿。学费可以跟大姑借,工作后再还她,他已经打过招呼。第二件是,我的二姑夫李明奇,如果有一天向我张嘴请我帮忙,我最好帮一下,这人不是一般人,只是命不好,没起来,但是他总觉得李明奇的一辈子不止于此。第三件事不是事,是一句感慨,那时他已经说了不少话,非常疲倦,于是说,小峰,我曾经在书上看过一句话,今天才深有体会。我说,爸,什么话?他说,度过一生并非漫步穿过田野,忘了这话是谁说的,现在突然想起,觉得很有道理,很想念躺在房檐上看书的时候,有机会你也可以试试。说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再没清醒过来。
  从我记事起,李明奇很少到家来过,我爸和他应该也没什么交集,逢年过节在一起吃饭,都是李明奇说我爸听,也没见有什么深层的交流。所以那时提到李明奇或多或少有些怪异。
  我爷死在九十年代,印象已经模糊,那时我十几岁,只记得一天上课,被我妈从教室里叫出去,说我爷没了,去哭一哭。进病房前我有点紧张,怕哭不出来,我妈说哭好了给我买手枪,我就有了点底气。进屋发现我爷已经被蒙上了白被单,我吓了一跳马上哭了。我奶坐在病床旁边,数落我爷的不是,我从没见过她说那么多话。我爷去世前,已经病了十年,酗酒引发的脑出血,一直卧床,开始能说话,我小学和人打架打不过,我爷歪在病床上从窗户看见,大声指挥我怎么还击,他的招法非常管用,几下我就把对方打倒在地。后来爷爷家的日本房动迁,他搬到了二姑家,住上了后来二姑分配的楼房,就说不出话了,只能哼哼。他是个急脾气,有时哼哼别人听不懂,能急得从床上滚下来。我爷爷最好的朋友是我二姑夫李明奇,每天都是我二姑夫给他擦身翻身,我爷爷的哼哼他也听得懂,晚上都是他和我爷爷睡在一个屋,这么多年没有过褥疮。后来二姑夫生意失败,听我妈讲,竟在家里准备放煤气自杀,放到一半,听见我爷爷哼哼要撒尿,就去给他接尿,泄了那股气,抱着我爷爷哭了一场,就继续活下去。我爷临死前,把儿女们招到一起,他一生没有积蓄,都换了酒喝,只有一笔动迁款,那天是决定这笔钱的分配,开会时他用眼睛紧紧盯着二姑夫,大家明白没什么分的必要,他的意思是都给李明奇一个人。为这件事,我妈和我二姑还吵了一架,半年没说话。
  我爷去世后,我奶不愿意跟二姑夫住,因为二姑和二姑夫两人老吵架,她听得烦心,就搬来我家。我家倒是清净,我奶话少,我爸也话少,只是我奶开始忘事,出去买菜经常不锁门,大勺烧漏了好几个,逐渐成了我们的负担。我爸去世时的遗嘱,其中一项是不要跟我奶说,可是我大姑执意要说,认为这是我奶的权利,这是我大姑的特点,非常仗义,敢拿主意,不过有时候坏事。结果我奶听见这个消息,当晚就聋了,一直聋到现在。想起我爸另一个愿望,是让我念书念到头,我也没做到,念完本科说啥念不下去,厌倦极了,就变成了银行职员,心里有点愧疚。我妈一直单身,丝毫没有改嫁的打算,有老同学联络她,她就给人家一顿臭骂,然后把电话线拔了。李明奇也一直没请过我帮忙,终于到了今天,我来找他,可能也算变相完成我爸的一个愿望,这一层在我大姑给我打电话时没想起来,昨晚我妈闹情绪时我也没想起来,现在想起来,觉得回来得有点意义。
  二姑这时正在翻相册,她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你七岁。她家的照片竟然有我,我有点意外,仔细一看,确实是我。穿着我奶做的棉袄,坐在一条大鲤鱼上,鲤鱼底下露出半个不知是谁的屁股。我说,二姑,这屁股是谁的?二姑说,是你哥的,李刚从小就喜欢你,当时怕你掉下来,钻进鱼肚子扶着你。我回想了一下,想不起我哥喜欢我这件事,只记得小时候两人打架,每次都是我挨揍,他揍完我,我爷就揍他,下次他还揍我,所谓条件反射的学说在他身上不起作用。我还记得有时候我放假来二姑家住,就和我哥住在他的小床上,我哥喜欢玩牌,先教会我,再和我玩,他每次都作弊,然后弹我的脑瓜崩,把我弹得一脑门青包。二姑说,你哥羡慕你,你是老儿子大孙子,又考上了大学,他学习不行,我和你二姑夫老打架,我打不过你二姑夫,回头就打你哥,你哥就出去打别人。所以从根上说,都是你二姑夫害的。我想想似乎是这么回事儿,长大之后我很少见过我哥,在我的印象里我哥有个特长,除了揍我,就是打台球。我哥的台球打得非常之好,一度靠之度日,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终于没成为丁俊晖,只是在台球厅里赌钱。我见过他打球,先装成个笨蛋,姿势怪异,歪歪地翘着屁股,有人来跟他玩,他就巧合一样每次赢对方一个球,于是赌上钱,就一直赢到半夜。他拉着我的手,扛着台球杆,哼着歌,走过一排排路灯,有时候他用一只手将我抱起,说,真想把你卖了。我说,卖给谁家?他说,没想好,肯定是山区,吃不上馒头,不通路不通电,把你拴在绳子上推磨。旁的倒没什么,不通电就看不上动画片,我就紧紧搂着他的脖子,防止买家把我夺走。
  后来台球不打了,只身去了广东,走私摩托车。隔行如隔山,还没摸到庙门,先摸到了电门,被地头蛇扔到了海里,没淹死爬上来,又回了沈阳。二姑说,你哥最近在干什么不太清楚,好像在帮人讨债。我说,我哥比我还瘦,还能帮人讨债?我姑一笑说,这玩意拼的不是体格,主要是个阵势,你哥现在胳膊上文了两条龙,算是个投资。我跟你说,别看你哥学习不如你,脑子很活,原先被人追债,后来一看,莫不如帮人讨债,甲方乙方一换,形势就大不相同。我说,那他到底丢没丢?二姑说,丢了,电话打不通,已经一个星期没回来,上次回来给我买了一堆包子就再没露面。我跟你说,你二姑夫找不找无所谓,他退休金的卡在我这里,是死是活随他去,欠邻居的钱我迟早能还上。你李刚哥你得帮我找回来,他得了抑郁症。我说,我哥咋还得了这么个富贵病?二姑说,谁知道?讨债也有压力,上面有领导,欠钱的人比兔子还贼,前两天帮人搞拆迁,腿差点让钉子户打折。你哥最近想买房,估计是让这房子压的。我说,为啥要买房?二姑说,你这孩子念书念傻了,你哥80年生人,现在三十六了,不结婚等着啥?我说,有女朋友?二姑说,我没见过,许是有,要不为啥要买房,这叫推理。我说,您是福尔摩斯,但是我到哪去找他?有没有啥思路?二姑说,下楼穿过新华街,路口有个八哥台球厅,他老去玩,你去那问问,要不是我下不了楼,早把这个兔崽子逮回来,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几个粪蛋。我说,我哥还玩台球?二姑说,过去是事业,现在是爱好。事业挣钱,爱好花钱,懂吧。我说,好,您的电话保持畅通,有事儿我跟您联系。二姑把我送到门口,说,我听说抑郁症好跳楼,你看见你哥,告诉他,要跳等我死了再跳,现在要是跳,没人给他发送,让他在冰柜里冻着。我说,记住了。她关好门,拖鞋蹭地的声音一点点远了。
  八哥台球厅不大,有十几个案子,不过灯光柔和,温暖如春。没几个人,灯光底下,码好的台球呈三角形,好像是博物馆橱窗里展览的宝贵文物。老板坐在一台洁白的苹果一体机前,正在打麻将。他见我进来,四处撒抹,就站起来说,哥们,找人?我说,李刚。我找李刚。他说,刚子?我说,两条胳膊有文身,三十多岁,挺瘦。他说,是刚子,最近没来。你找他打球?他现在不挂了。有时过来教教球。我说,不是打球,他是我哥,我找他商量点事儿。他一指沙发上坐着的一个姑娘,说,你问问美丽子。美丽子,你陪这兄弟玩会。说完就坐下了。我心想,了不得,还有日本人。美丽子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儿,穿着裙子和丝袜,手里拿着一个镶着水钻的手机。她把手机搁在案沿儿上,从柜子里拿出一支球杆,说,你带杆儿没?我一听是沈阳口音,比我还纯,我说,我不打球,我找个人,叫李刚。她说,你去那边拿个杆。一杆八十,先打三杆。我只好去拿了一个台球杆,她让我开球,我一下打呲了,她说,你握后面,别使劲攥,杆捏碎了球也不快。用胳膊带动,肩膀作轴。我又打了一下,把球打散了。我说,你不是日本人?她说,你才是日本人。艺名。我说,李刚是我哥,一周没回家了,我从北京专程回来找他,把他找着我还得赶紧回去工作。她说,北京牛逼啊?你哥亲还是工作亲?你打进一个长台,我就告诉你。我累得满头大汗,就是打不进,她又教了我几次,主要是看点,原来一个白球,看着是一块白,其实有好多个点。我的眼镜老从鼻子上滑下来,她把我眼镜拿走,放在吧台上,说,再打。我终于打进了,球在洞眼上逛了逛,掉进去了。她说,行,交钱吧。我把钱给她,她塞进大腿根的丝袜里,说,你哥生病了,你这二百四十块钱就当买药了。百忧解。我说,人我得见见,在哪?她说,别见了,他不回去了。你呢,赶紧回你的北京上班去,又不是亲哥,你就说没找着,或者说找着了他过两天就回去,谁也不会怪你。我把眼镜戴上说,上班不着急,你刚才问我,工作亲还是我哥亲,我想了一下还是我哥亲,人我必须得见。回不回去再说。她说,你是小峰吧。我说,是。她说,你哥说你们家就你出息了,你摘了眼镜就瞎,出息到哪去了?我说,是,我虽然念了大学,但是真的也是一塌糊涂,你知道有时候都是虚名,一个家里需要一个虚构的人。她看了看我,把杆拆开,放回柜子。披上大衣,从大腿根里掏出一百块钱给老板说,今儿份子钱,八哥,我下午请个假,看看晚点能不能过来。老板说,真是刚子他弟?美丽子说,真是。那个大学生。老板说,行,忙去吧。明儿再来。
  美丽子的出租屋离我姑家很近,直线距离也就一千米。是一个狭小的两室一厅,我们进去时,我哥正在和另一个女孩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哥还是那么瘦,脖子上缠了一圈白纱布。美丽子说,这是菜菜子。沙发上的女孩儿吐出一叶瓜子皮,冲我笑了笑。我哥看见我,说,小峰?我说,哥,你赶紧给我二姑打个电话,我不管你是抑郁了还是躲债呢,赶紧给我姑打个电话。我哥说,你不是在北京呢吗?我说,这不是让我大姑遣回来,找你和二姑夫吗?我哥说,你就专程为这个回来的?我说,就为这个回来的。我哥说,你过来。我走过去,他拍了拍沙发说,坐吧。我坐在他身边。
  两人喝干了最后一滴酒,高立宽从炕上爬下来。此时已经夜里一点,高雅春和高雅风人困马乏,头挨着头偎在炕尾睡了。高雅春的毛衣织了三分之二,连同双针放在炕柜上。高雅风一肚子话到底没说出来,不停地做梦,在梦里跟一个比李明奇还要精神的年轻人跳舞,仔细一看是扮演杨子荣的童祥苓,就跟童祥苓说个不停。赵素英后背靠着已经凉了的锅台,听着匣子坐着板凳睡着了。临睡之前,爬上房顶给高旭光盖了一条薄毛毯。高立宽双脚一着地,差点摔了个狗啃泥。高立宽说,来,教你轻功。李明奇已经醉了十分之九,不过因为说得畅快,一点不困。他跟着高立宽来到院子里,高立宽指着梯子说,你上去,我随后就来。先教你一项,落地无声。李明奇顺着梯子爬到一半,回头说,师爷,刚才说到一半,我有个志向。高立宽仰头看他说,什么志向?李明奇说,降落伞只是个起点,我想造飞行器。高立宽说,啥?李明奇说,飞行器,跟衣服一样穿在身上,飞到房顶这么高,比如你去我家串门,就穿着它飞过一条街,落在我家院子里。然后就进屋喝酒。高立宽说,烧啥?李明奇说,目前我想烧柴油,柴油有劲儿,但是太沉,这得再研究,也许可以烧电池。高立宽说,那得几号电池?李明奇说,电池得特制,最好能充电,充一次能飞几公里。高立宽点头说,是个玩意。林彪要有这个,不知道跑到多远。李明奇说,这玩意不能逃跑,要是一下飞出了国,不好管理,凡事先迈小碎步,前一阵我听广播,说美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小汽车,咱国家将来也能,国家搞了这么多年运动,最后还是得搞经济,要不然江山没了。经济搞上去,就成了美国,美国现在有的城市堵车,我们将来也堵车,我这个飞行器不走马路,从人脑袋顶上过,不走美国的弯路,直接赶英超美。高立宽说,不简单,你这脑袋看着不大,其实大,比我沉两斤。李明奇说,发明创造得有本钱,领导不让干,说我脑子里有虫子,您支持支持我,回头我还你,出钱都是老板,以后不但是我丈人,还是我老板。高立宽摆手说,我不当老板,只当你丈人。钱我借你,要不也换了酒喝,走了尿道。你就放手干,自己承包自己,回头弄好了,咱家一人一个,先飞给街坊看看。李明奇有点感动说,师傅,等您老了没人管你我管你,但是您不能因为喝酒了回头不认账。高立宽说,咱们初次见面相互还不了解,我高立宽就是喝酒的时候说的话算,别的时候都不算。你先上去,我撒泡尿。
  高立宽撒完尿,忘了李明奇已经上了房,等着跟他学轻功,径直回到屋里,把腿伸到方桌底下,独眼一闭,打起了呼噜。李明奇在房顶坐了一会,高立宽没过来,他就琢磨起自己的事儿来。他有点愧疚。这个高雅风,他并不特别喜欢,也不能说是讨厌,但是不是特别喜欢。高雅风有点平凡,严重点说,有点庸俗,想的事情和马路上随便拽来一个女人想的事情没什么大分别。倒是不懒,爱干净,但是话太多,今天他清净了一天,等结了婚,估计就很难清净,想到这里他嗓子眼发紧,有点想吐。用手指捅了捅,没吐出来。和高雅风搞对象,主要看中了她的条件。没有下乡,工龄长,工种好,是个钳工,所谓车钳洗没得比,工资是他的两倍,家里姊妹少,三个,父母是双职工,都是老工人,根红苗正,收入不俗,甭管是搞政治运动还是到铁西百货买苹果,都有了靠山。这个高立宽是个混不吝,他来之前有点忐忑,不过今天聊完,心里踏实不少,怪不得他爸老说,高师傅千不好,万不好,有一点好,没有坏心。他想起他爸临死前的话,他爸临死前不光说了拿破仑,还说了高立宽,说你要是有一天吃不上饭,不用远走,带着弟弟妹妹到高立宽家门口,他能给口吃的。爸还是看人准,他心里想,我能看到一里地,他能看到山海关,可惜没看清再挺几年运动就过去了,不该置一时之气,也不该这么自私,甩手一走,扔下这么多人,给他造成这么大的负担。想到这里,他想起他爸的样子,想起他爸给他做的风筝,想起他爸的一手小双,干啥像啥,想起他爸在家穿着白汗衫,拿着钢笔在桌前写交代材料,写得那么认真,错了一个字,都撕掉,重新誊一遍,最后想到他爸挂在吊铺的梁上,像一只死鸡,死沉,他怎么弄也弄不下来。想到这里,他抬手揉了揉腮帮子,然后在衣服上蹭了蹭。
  瓦片的声响弄醒了高旭光。他用余光看见,坐在他身边的是李明奇,心里有点奇怪。这房顶全家只有他一个人爱上,李明奇爬上来是干什么呢?他往前看去,视野的上部是茫茫的一片黑暗,这晚没有星星,也看不见月亮,只有一团无止无终的黑暗悬在上空。夜晚比白天凉快得多,偶尔有风吹过,掀起他身上薄毯的一角,像是这团黑暗在向他吹气,或者这团黑暗在与他交谈,只是他不懂它的话语。视野的下部,是几个房顶和几棵榆树。所有房子的灯都灭了,只有一盏路灯,在远处不知谁家的门口亮着。这是高旭光熟悉的景象,或者说是他在等待的景象。有时他很纳闷,家里这一团人,每天在忙着什么,或者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值得讨论,争吵,坚持,妥协,为之喜悦,哭泣,为之生气,又再谅解。他也闹不清为什么上帝把高立宽,赵素英,高雅春,高雅风,他,现在还有这个李明奇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放到一块来思考。为什么他每天需要面对的,处处影响到他生活的是这几个人,而不是几个美国人,苏联人,爱斯基摩人,或者是外星人。他的心意不能完全和他们相通,也不能完全投入到他们在乎的事情上去,大部分时候只觉得他们吵闹。他喜欢读书,但是不想考大学。这是全家人的疑惑,除了高立宽觉得考不考没大所谓,其他家庭成员都跟他急了几回。一个读书人,应该变成一个大学生,就像是一匹马应该上鞍钉掌一样。可是高旭光不这么想,他有几点考虑,只是从来不说,第一,考大学,有风险,不是考不上丢人的问题,是考上了可能会被分到外地的问题。而大姐已经要走,二姐他并不放心,大姐性格太强,造成二姐有点幼稚。高立宽最为忌惮大姐,第二是他,他是沉默的反抗,最不拿二姐当回事儿,如果大姐走了,他又去了外地,赵素英恐怕一天好日子没有。他曾想过,“文革”时他没杀过人,“武斗”从没上过街,但是兴许有一天他会杀了他爸,为了避免这个风险,他不应该把他妈留给他爸和他二姐。第二点是,成为一个大学生,变成了一个专家或者专业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刚刚过去的十年,再往前推二十年,这些人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看见他的一个同学用刀挑豁了老师的鼻子,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刀接过来,去在她脸颊上划一刀。今天说一,明天说二,高考恢复了,谁担保二又变成一,不是另一次引蛇出洞呢?念来念去变成一个臭老九?臭老九这个词不知是谁发明的,虽然高旭光喜欢知识,也还是这么认为:臭老九天然散发着臭味儿。第三点是,与他一个生产班组的一个女工,今年和他走得很近,那个姑娘非常阳光单纯,接受他的沉默寡言和忧伤的气质,他也觉得,如果非得和一个人度过一生,这个女孩是他接受的一种方案。他觉得婚姻生活是这么一种东西,当然孤独是很好的,不过发疯是不好的,婚姻也许也会使人发疯,不过是一种社会意义的疯癫,类似于一种沮丧和失望,而不是灵魂本质的分崩离析。况且赵素英企盼着这件事,或者说,是唯一的企盼,期盼家里出现第三代人,尤其是出现一个孙子。还有一点,高旭光自己并未觉察,那便是一种麻木,是脑中的一片区域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被纷乱的现实像强光一样持续地照耀,以至于不再有太多的感觉,于是也不愿意做太多的变动,令自己的人生道路冒险地向一个有希望的所在延伸过去。
  李明奇擦干了眼泪,在房顶上站了起来。高旭光一惊。高旭光没有听见屋里的谈话,以为李明奇是遇了滑铁卢,今儿一气之下要把自己扔这儿。其实李明奇只是被肚子里的西凤酒和热梦催动,想发表一篇演说。但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挥舞了一下手臂,然后用手腕做了一个类似盛饭的动作,好像要把肚子里的话盛出来。关键是电池,他终于说。电池要轻,要有劲儿,原理是流体力学,这个倒不难,我们周围布满了大气,就靠这个上天。他打了一个嗝。接着说,不要飞太高,脚趾尖能过脑瓜顶就行。到时候咱们的街全变成立体的,您问了,啥叫立体的?让您问着了,立体的就是二楼的窗户都成了门,一抬腿就进去,百货商店,二楼可以直接敞着窗户做买卖,买二斤冻秋梨,得,钱一递,梨胳膊上一挎,飞走了。您再想一下,人要是能离地三五米,甭说扫房,就说消灭个麻雀,是不是就不用那么费事了,直接给它们连锅端。两人谈恋爱,也不用再往小树林里钻,直接房顶树上,轧马路也不用腿了,走得脚丫子疼,拉着手飞着,边飞边聊,不叫轧马路,叫轧空气,只是女孩儿别穿裙子。说到这儿,得解决一个问题,想飞,肯定是得有反作用力,就是一股气喷地上,把人顶起来。要是飞得高好说,到了平流层,不用使劲也飞了,但是如果飞三米,没有劲从下往上顶着,准掉下来。如果电池成功了,动力不成问题,但是这气老是往地上喷,打人头顶过,就像有个人老在你天灵盖上放屁,也不是事儿。
  高旭光听到这儿差点乐了。李明奇不单说,还带演的,得,钱一递,二斤冻秋梨您拿着,都有动作。一会演惊慌的麻雀,一会演捂着裙子的女孩儿,最后演头上有人放屁的无辜行人。高旭光心里起了一圈波澜,这个李明奇跟他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他认识的人在马路走都担心要磕跤,这位还想着在天上飞。有点意思。高旭光想了一下李明奇想象的场景。如果飞行器能成功,首先解决了他上房看书老得爬梯子的问题。其次,他想给赵素英备一个,高立宽要打她,她噌一下就飞走了。然后他又想,不对,赵素英能买着,高立宽也能买着。不过赵素英瘦小,高立宽又宽又沉,还是赵素英飞得快,就算飞得一样快,也得高立宽的先没电掉下来。高旭光随后想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想到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也就罢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俩名字多么美丽又空洞,和空想社会主义是天生的搭子。这个搞飞行器的李明奇虽然名字不比人家,可是琢磨的事儿类似。他并没有因此认定李明奇会失败,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空想社会主义来的,毛泽东思想又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的,两个“凡是”又是从毛泽东思想来的,所以凡事都有个来源,有的时候来源很简陋,起点很低,但是不耽误结果很伟大。陈景润就研究个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从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抻出一个大道理,这才不是一般人。我们天天拿一加一算账,从没想过为啥就非得这么算,我们天天拿脚走路,从没想过能双脚离地,从房顶飞过去,即使想过,也没认真觉得可行。高旭光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越发觉得世间伟大的事情,好像都是从李明奇目前这种手舞足蹈的醉态里开始的。高旭光不喝酒,也从没有体会过这种野心的迷药,但是李明奇的状态让他剐蹭到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具体的意思是:就算李明奇最后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在世,折腾到死,也算知足。这一瞬间的领悟非常短暂,换句话说,高旭光大脑中麻木的区域闪烁了一下,旋即熄灭如同他眼前的黑夜一样,他很快又睡着了,夜风吹动着他的头发和他的确良上衣的领子。但是这一领悟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就是毕其一生,无论李明奇活得如何,他从没改变过对他的看法,这个李明奇不是一般人。
  李明奇丝毫没有觉察他有一个观众。他说累了,坐下来,在脑子盘算着飞行器的应用还是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人都上了天,是不是也应该有交通规则?屁股上挂着尾灯?要不然一不注意必然追尾。红绿灯怎么搁?难道得造无数几十米的大信号杆子?空中几排车道?横排加竖排岂不乱套?这就不是追尾的问题,还容易追到脚后跟。喝多人的最怕风吹,风一吹,肚子的一斤酒变成了一斤半。李明奇刚才觉得凉快,现在觉得恶心,他顺着梯子慢慢爬下来,进了屋。看见赵素英脑袋搭在灶台上,肚子围着围裙,睡得很香。他轻轻叫了一声,姨?赵素英没反应,仔细一听还有点小呼噜。他关了匣子,伸手把赵素英的腋下一架,把她抱上了炕,放在高立宽旁边,赵素英翻了个身,没醒,高立宽鼾声如雷,如同拖拉机。赵素英在他旁边蜷着身子,像条狗。高雅春和高雅风紧贴着睡在炕尾。李明奇站着看了一会高雅风,他过去没见过高雅风睡觉,这是第一次。高雅风睡熟了爱筋鼻子,不打呼噜不磨牙,面目是笑嘻嘻的,额头上有层细汗。李明奇发现睡着的高雅风比醒着的高雅风可爱,看着小,安静。他看了一会,然后发现炕柜上放着织了三分之二的毛衣,他不知道是织给谁的,但是他一点也不困,他就拿在手里开始织。高家的人不知道,李明奇的一个强项是织毛衣,他八个弟弟妹妹的毛衣都是他织的,李明奇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一个大老爷们能织毛衣,总有点不太地道。但是此时他身上还有热血,手痒难耐,不织不行。他松了松喇叭裤的裤腰带,坐在板凳上,飞快地织了起来,天亮的时候他把毛衣织完了,不但织完了,还在袖子上变换了花纹,他把织好的毛衣放回炕柜,站起身来走出去。
  太阳还看不见,月亮还没有完全退去,只有淡蓝色的熹微。他感到有些疲倦,这个胡同他第一次来,现在变得非常陌生,但是他应该能找到出口。他跨上自行车,一只脚搁在脚蹬子上,另一脚在地上一踩,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了。
  美丽子和菜菜子都不是我哥的女朋友。我哥的女朋友在中兴大厦卖化妆品。美丽子和菜菜子二人是我哥的朋友,我哥发病之后,就把我哥接来,怕他死,一个白天看着他,一个夜里看着他。这样倒班其实非常合理,因为美丽子的主业是陪人打台球,副业是晚上去KTV陪人唱歌,菜菜子的主业是晚上去KTV陪人唱歌,副业是白天陪人打台球。所以这两人这段时间都取缔了副业,只做主业,将我哥盯死。要说我哥为什么发病?是因为化妆品女孩儿要他买房子,非常人道,给了半年的期限。说你做哪行无所谓,只要有一百平以上市区里的房子,我父母看你的文身都觉得美丽。可是我哥只有文身没有房子,于是只好去借,物以类聚,我哥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哥和自己一样没有偿债的能力,过去一起玩得很好,听说他最近要借钱,都忽然忙得厉害。我哥就想到了高利贷,他本人就是做这行的,所以抬点钱并不难,难的是需有抵押。他就将我姑的房证偷出来,押给了对方。偷房证十分不易,我姑将房证藏了起来,本不是防他,而是防我二姑夫,我二姑夫这几十年都没有偷成,叫我哥给偷成了。我哥六岁时有个小棉裤,背带裤,肚子上有个布兜。那时二姑夫和二姑打架,主要是为钱,二姑夫管二姑要钱不给,两人要动刀子。我哥就躲在墙角看,二姑夫手里拿着菜刀,二姑手里拿着水果刀,菜刀需要劈砍,二姑夫其实并没想劈死二姑,劈死她要偿命,她是高立宽的女儿,看在高立宽的面子上也不能劈死她,况且钱也还不知道放在哪。二姑却是真要捅死他,女人的情绪没有中间值,爱恋和杀心只在一线间。二姑夫常年跳舞,比较灵活,所以终究没有被捅到,钱当然也没拿着。其实存折和现金就放在我哥肚子上的布兜里,用针线缝着。所以到了他要用钱的时候,趁二姑睡觉翻箱倒柜,发现了他小时候棉裤竟然还没扔,只是看上去小了许多,像个布娃娃。一摸肚兜,硬邦邦,便知道里面有货。挑开一看,果然房证和存折在里头,存折不知道密码,他单把房证拿走,放了几页房地产商的宣传单在里头,重又缝上。房证到手,顺利抬了钱,交了首付,可惜晚了几天,化妆品女孩儿非常守时,在这点上像德国人一样精确,过了期限,马上跟一个卖马自达车的初中同学好了,可见备胎已经备了不知多久,也许早已随身携带,买房云云只是借口。我哥拎着砍刀去闹了一气,对方早有防备,几个社会人士在等他,把他打了一顿。我哥拖刀家走,越想越憋气,就给了自己脖子一刀,人走背字儿势不可当,死也没有死成。
  美丽子和菜菜子东一句西一句把故事讲完,我哥只是微笑着听着,没有插嘴,也没有反驳。我确信他得了抑郁症,不是作死,是真的生了病。他的笑容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的笑容,无所谓的忧伤的笑容。美丽子跟我哥说,你弟来了,你跟他好好聊聊,天天看电视,脑子都看傻了。菜菜子说,我们俩最近看着你,跟哨兵一样站岗,好久没逛街了。美丽字说,对,现在我们去逛街,你家人在这儿,你要死要活都行,这样比较合理,我们算什么东西?两人研究一下到底去哪,稍微打扮了一下就出发了。
  房间里忽然非常安静,只有电视上传来的枪响,啪啪啪啪,我哥向我靠了靠说,我说话声音小,你离我近点。因为脖子受伤,他的声音十分沙哑,好像信号不好的收音机。他问了问我最近的工作生活,我简单介绍一下,在银行工作,没有女朋友,每天坐地铁上班,六点起来,坐两个钟头到公司,晚上下班,坐两个钟头回家,到家已经困了,就上床翻翻书睡了。我哥又问了问我在银行做什么,我概括地讲了一下,他具体地又问了问,我发现他很熟悉银行的运作模式,只是对一些术语不太清楚,我马上明白他供职的讨债公司也是以同样的原理运作的。又随便聊了聊,我哥说,你最近去看你奶了吗?我说,没有。他说,这事儿过了,你去看看你奶吧。我说,嗯。他说,你嗯什么嗯,你奶特别想你,你知道吗?我说,哥,我奶都糊涂了。我哥说,你奶老给我打电话,现在的事儿糊涂,过去的事儿记得清楚着呢。我说,啥,给你打电话?他说,对,打我手机,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跟你说,你爷你奶住在我家时,你二姑二姑夫每天没有消停时候,你二姑夫有时候不回家,你爷瘫在床上,所以我和你奶成了好朋友。我说,不对,我奶聋了,怎么能给你打电话?他说,你奶没聋,比我耳朵尖,要不是装聋,这几年能消停下来?你爸死了,她就不爱说活了,也不爱听别人说话。我心想,我奶原来是个老戏骨。我说,她给你打电话说啥?他说,啥都说,聊过去的事儿,聊你爷,聊你爷的徒弟,聊你大姑二姑,聊你爸,聊你二姑夫,聊你。我说,聊我什么?她说,你小时候,她从小手绢里拿钱给你买糖吃,你老嫌她抠,每次只拿一点点钱给你,现在她还用那个小手绢,想多给你买点糖,你已经不想要了。她说她要是死在你爸前面就好了,那时候儿子能给她送终,你还小,也能多哭两声。
  我沉默了一会,说,我奶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奶知道你有出息了,忙,时间宝贵,怕耽误你时间。还有一个原因。我说,什么原因?他说,你奶最喜欢你,但是她跟我是朋友,心里话还是得跟朋友说。我说,你跟我奶都聊什么?他说,我就说我现在很好啊,要结婚了,请她老人家来喝喜酒,过两年让她当太奶。我又沉默,过了一会我说,哥,你知道我二姑夫在哪吧。他说,知道。我说,你能让他回家吗?我哥说,他不回去了。我哥站起来,去了里屋,回来时手里拿了一本房证,说,我那个新房子,托人帮我卖了,把钱还了,房证赎回来,你给我妈。我接过说,你也不回去了?他说,我也不回去了。一部电影结束了,现在是广告,一个体育品牌的广告,非洲欧洲南美洲难民贵族残疾人都在使用这个牌子,他盯着看了一会说,你知道你二姑夫造过飞行器吧?我说,飞行器?他说,是飞行器,能上天那种,像个背包,他后来起名叫便携式飞行器。我说,不知道。他说,很快败了,操,怎么可能成功?飞行器?那世界不是乱了?我说,嗯。他说,你爸还帮他弄过零件。我说,我爸?他说,是,你爸,我舅,帮他偷过工厂的零件。我说,我爸还有这胆子?他说,你大姑,也借过他钱,让他弄飞行器。不知道为啥,全家人都相信他能搞出来。失败之后他又做过好多买卖。捣腾过煤,开过饭店,去云南贩过烟,还给蚁力神养过蚂蚁。我说,养蚂蚁?他说,那阵子我那屋子被他占了,全是小盒子,里头是蚂蚁,我睡在地上,有时候蚂蚁跑出来,爬到我脸上咬我。后来还办过舞蹈班,卖过安利纽崔莱,反正干过不少事情,我爸这点我是佩服的,从来都相信迟早能成功,他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还有下半句。我说,下半句是啥?他说,劳动创造自由。国外有老太太七十岁还在念大学,八十岁开始创业,他觉得永远不晚。我点点头,说,哥,我不知道到底咋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我和二姑夫见一面,他回不回去,我也算是见到了真佛,回去能有个交代。他说,你能见着,今晚我们就见,说实话,要不咋说是一家人,缘分就是比旁人深,本来今天我很被动,这俩姑娘看着我,我出不去,你来了,救了我,咱们晚上出门。
  之后的几个小时,他一言不发,电视上又开始播放另一部电影,是一部喜剧,他看得很认真,也不笑,我没办法,只好也看下去,里面的主人公变成了上帝,从水中走过去,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双脚,纳闷为什么没有沉入水中。
  天黑了下来,东北的冬天,晚上六点已经看不清东西。寒气像冷酷的话语,从窗户缝里渗进来。我哥没有开灯,电影终于演完了,字幕浮动,音乐响起。我哥站起来穿上衣服说,走吧。他从抽屉拿出一只金灿灿的手表,戴在手上。我们下楼,走到八哥台球厅。老板说,来了?我哥说,来了,杆儿还在吗?老板从吧台里头,拿出一支球杆。杆身淡黄色,尾部深褐色,像一束光。我哥拿在手里说,哥,陪我玩会?老板从吧台里走出来,走到后面的杂物间,拿出一支球杆,两人便开始打台球。有几人围着观看,啧啧赞叹,后来人们渐渐散去,台球社只剩我们三个人,两人还在打。一直打到深夜十一点,我哥停下说,哥,一起玩了二十年。老板说,是啊。我哥说,我走了。老板说,杆也拿走吗?我哥说,也拿走。老板从吧台拿出一个黑色的杆盒,我哥把球杆拆开,放在杆盒里,夹在腋下,领着我走了。
  走到我姑的楼下,院子里一片漆黑。我哥仰头看了一会,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他指着其中一扇窗户说,那是我的屋子。我抬头看,没有看清他指的是哪个。他说,小时候我老从窗户向外望,最远就能看到这个院子。那时候老琢磨跑出去,现在一想,还是在那张小床上睡得最踏实。我说,我这次回来发现,我就在家里的床上睡觉不做梦,在外面老做梦。我哥点点头,朝窗户喊了一声,姨,李刚在吗?没人回答他。声音迅速让夜色吸走了,跟没说过一样。他转身领着我走出院子,打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师傅说,走南五马路,到红旗广场。我说,二姑夫在红旗广场?他说,对,在红旗广场。我说,这么晚了他跑广场干嘛去?他想了想,没有回答。
  我的印象里,红旗广场是有灯的,但是今天没有。不知我的记忆有误,还是这个钟点我没来过,这个钟点没有。四周的老式八角灯都黑着。上面的大理石砖非常平整,比我记忆里的还要光滑。毛主席像立在正中,底下是一圈黑影。我抬头看了看主席像高举的右手,在黑暗中那手显得特别和蔼,平易近人。我哥说,据说广场过去有鸽子。我说,是吗?他说,据说有,后来不知为什么没了,可能是冷。从正面转过去,我看见在主席像的背面,有几个人,正在忙一个什么东西。我又走近前几步,看了我二姑夫。他手里拿着一个应急灯,正在指挥。他几乎没怎么变,还是那么俊朗,五官层次分明,眼窝深陷,像个洋鬼子,眼睫毛还是那么长。只是脸和脖子干瘪了,头上戴的明显是假发,露出光秃的鬓角。我听见有气泵的声音。二姑夫看见了我,走了过来。他比我高一头,身上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底下穿着白裤子,一尘不染,脚上一双单层皮鞋。他说,小峰?我说,二姑夫,好久不见了。他说,你也要去?我说,去哪?二姑夫,你一直没回家,家里人让我来找你。二姑夫笑了,说,没人找我吧,你现在怎么样?听说你出息了。我说,没出息,一个银行职员。他说,北京地铁多少条线了?我想了想说,十几条吧,记不准。他说,听说北京打个车就得五十几块钱?我说,主要是堵车,不动弹,干跳表。他说,你妈怎么样?我说,挺好,就是不爱出门。他说,你跟你妈说,我李明奇没忘了她,就是最近忙,没去看她,一个人过不好受,赶紧找人搭伙。我说,你最好还是亲自跟她说,我说没用。他说,还是你替我转达吧,你现在是户主。这时气泵的声音更响了,我看见一只气球,在主席像的旁边鼓起来,越来越大,终于稳稳当当地飘在半空中,底下是一个大篮子。
  二姑夫说,小峰,天快亮了,不能再耽搁,我跟你不多聊。记住二姑夫一句话,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最后让人关在岛上,这辈子也算有可说的东西。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我说,这气球是干嘛的?他说,是我设计的。一般情况下,这东西飞不了太久,但是我这款能飞一个月,关键是,除了顺着风向,还能一直往上飞。我算了一下,一个月之后,我们应该能到南美洲。我说,南美洲?我的脑中浮现出大片的种植园,几个女人背着篮子摘香蕉。他说,对,南美洲。这时我哥在我背后拍了一下我,说,弟,我先走,你多保重,房产证别忘了给你二姑。说完他走过去,把杆盒放在大篮子里,然后从大篮子里拿出一个背包背上。我说,等一下,二姑夫,你说这气球能一直往上飞,那不是迟早要爆炸?二姑夫说,对了,所以每人有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是我三十年前设计的,后来又有了更先进的,我这款库房里堆了不少。有人坐在轮椅上,张手招呼二姑夫。二姑夫说,虽然就聊了这么几句,我能听明白,你小子将来有出息,知道气球能爆炸。我跟你说,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你呢,回去就说见着我们了,我们准备去南方做生意,你要是你爷的孙子,你爸的儿子,就成全我们一下。这时一辆大卡车从环岛飞驰而过,“嗡”的一声。二姑夫说,行了,我们出发了。你保重,把你妈照顾好,父母在,不远游,在北京混好了,把你妈接过去。说完他走过去,从轮椅上把那人抱起,放在篮子里,然后把轮椅折叠,也放进去。我想起听我妈说过,我二姑夫有个小儿麻痹的弟弟,估计是他。大篮子里站了大概五个人,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四个人年纪和我二姑夫相仿,我哥年纪最小。我没再往前走,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远远地看着。二姑夫拉了一下一个灯绳一样的东西,一团火在篮子上方闪动起来。气球升起来了,飞过打着红旗的红卫兵,飞过主席像的头顶,一直往高飞,开始是笔直的,后来开始向着斜上方飞去,终于消失在夜空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等了一会,感到困意袭来。我非常想赶紧回家去睡觉,就站在环岛边上,伸手打车。过了不知道多久,一辆车也没有,环岛像沉默的河流。我想我也许要睡着了,就这么站在广场的边上,在冬天的午夜,坠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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