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双雪涛
  庄德增 
  一九九五年,我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了关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厂长沾点表亲,几年之后,提拔为科长,手下还是那两个人,都比我年岁大,他们不叫我科长,还叫我小庄。我与傅东心是通过介绍人认识,当时她二十七岁,也是返城知青,长得不错,头发很黑,腰也直,个子不高,但是气质很好,清爽。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学教哲学,哲学我不懂,但是据说她父亲的一派是唯心主义,反右时被打倒,藏书都被他的学生拿回家填了灶炕或者糊了窗户。“文革”时身体也受了摧残,一只耳朵被打聋,“文革”后恢复了地位,但已无法再继续教书。他有三个子女,傅东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厂工作,没有一个继承家学,且都与工人阶级结合。
  我与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喜欢游泳,夏天在浑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园,在人造湖冬泳。当时是一九八O年的秋天,虽然还没上冻,但是气温已经很低,那天我穿了我妈给我织的高领毛衣,外面是从朋友那里借的黑色皮夹克。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她就在一个公园的人造湖上划船,她坐在我对面,系了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黑色布带鞋,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打猎的笔记。虽然从年龄上说,她已经是个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别人一样,满身的烟草味,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和一个出来秋游的女学生一模一样。她说那本书里有一篇小说,叫《县里的医生》,写得很好,她在来的路上,在公交车上看,看完了。她说,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一个人溺水了,有人脱光了衣服来救她,她搂住那人的脖子,向岸边划,但是她已经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见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湿湿的头发,还有因为使劲儿而露出来的脖筋,她在临死之前爱上了那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相信吗?我说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了,说,你出现的时间很对,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你唯一看过的一本连环画,是一本伟大的书,只要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胡思乱想,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说,你别看我在你面前说话很笨,但是我平常不这样。她说,知道,介绍人说你在青年点时候就是个头目,呼啸山林。我说,但凡这世上有人吃得上饭,我就吃得上,也让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绝不让你吃次的。她说,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我说,睡觉在一起吗?她没说话,示意我使劲划,别停下,一直划到岸边去。 
  婚后一年,庄树出生,名字是她取的。庄树三岁之前,都在厂里的托儿所,每天接送是我,因为傅东心要买菜做饭,我们兵分两路。其实这样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饭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如果让她接送孩子就会更危险。有一次小树的右脚卡在车条里,她没有发觉,纳闷为什么车子走不动,还在用力蹬。在车间她的人际关系不怎么好,扑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会织,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烟叶堆里看书,和同事生了隔阂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虽然风气比过去好了,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人,大家还是有看法,如果运动又来,第一个就会把她打倒。 
  有天中午我去他们车间找她吃饭,发现她的饭盒是凉的,原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她把饭盒放进蒸屉,总有人给她拿出来。我找到车间主任反映情况,他说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没有办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开始向我诉苦,所有和她一个班组的人,都要承担更多的活,因为她干活太慢,绣花一样,开会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她在本子上画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楼一样,华国锋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样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厂里反映,把她调到别的车间了。他这么一说,倒让我有了灵感,我转身出去,到百货商店买了两瓶西凤酒,回来摆在他桌上,说,你把她调到印刷车间吧。 
  傅东心从小就描书上的插图,结婚那天,嫁妆里就有一个大本子,画的都是书的插图。虽然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但是很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个驼子在顶上敲钟,还有外国女人穿着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天晚上吃过饭,我拿了个凳子去院子里乘凉,她在床上斜着,看书,小树在我跟前坐着,拿着我的火柴盒玩,一会儿举在耳边摇摇,一会儿放在鼻子前面,闻味儿。我家有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很少开,吵她,过了一会儿傅东心也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明天我去印刷车间上班了,她说。我说,好,轻巧点。她说,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谈了,我想给他们画几个烟盒,画着玩,给他们看看,用不用在他们。我说,好,画吧。她想了想说,谢谢你,德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笑笑。这时,小斐她爸牵着小斐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这趟平房有二十几户老李住在紧东头,在小型拖拉机厂上班,钳工,方脸,中等个,但是很结实,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拍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结婚之后他沉稳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个先进。他爱人也在拖拉机厂,是喷漆工,老戴着口罩,鼻子周围有一个方形,比别处者白,可惜生小斐的时候死了。老李看见我们仨,说,坐得很齐,上课呢?我说,带小斐遛弯去了?他说,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买了一根。这时小斐和小树已经搭上话,小斐想用吃了一半的冰棍换小树的火柴盒,眼睛瞟着傅东心,傅东心说,小树,把火柴盒给姐姐,冰棍咱不要。傅东心说完,小树“啪”的一声把火柴盒扔在地上,从小斐手里夺过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捡起来,从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划着了,盯着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火柴烧到一半,她用它去点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抢,火柴盒已经在她手里着了,看上去不是因为烫,而是因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团火球向天空扔去,“丝丝拉拉”地响,扔得很高。 
  
  蒋不凡 
  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儿。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五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两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两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自己的。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一九九五年刚入冬,一个星期之内,市里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尸体都在荒郊野外,和车一起被烧得不成样子。一个月下来,一共死了五个。但是也许案子有六起,其中一个人胆小,和他一个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载了一个男的,觉察不对,半道跳车跑了,躲在树丛里。据他的回忆,那人中等个,四十岁左右,方脸,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确定这人是不是凶手,因为他在树丛里看见那人下车走了,车上的钱没动。这个案子闹得不小,上面把数字压了下去,报纸上写的是死了俩,失踪了一个。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二十天内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几个人物找来,在我家开会,说无论是谁,只要把人交出来,以后就是我亲兄弟,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没人搭茬,他们确实不知道,应该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这五个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没有任何交集,有的过去给领导开小车,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运输兵,有的是下岗工人,把房子卖了,买了个车标,租房子住。烧掉的汽车我仔细勘察了几回,两辆车里都发现了没烧干净的尼龙绳,这人是把司机勒死,拿走钱,然后自己开车到荒郊,倒汽油烧掉。有了几个线索,杀人的人手劲不小,会开车,缺钱,要弄快钱。因为和汽车相比,他抢的钱是小头,但是他没关系,车卖不出去或者他没时间卖,一个月作案五起,不是缺钱的话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回头跟技术那头的人又开了一个碰头会,他们说,光油箱里那点油不能把车绕到这么个样,这人自己带了汽油或者柴油。 
  又多一条线索,能搞到汽油或柴油。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天。我到领导的办公室,坐下说,领导,这个案子不好破。领导说,你是要钱还是要人?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最近晚上街上的出租车少了一半,老百姓有急事打不着车。军令状的事儿放在一边,案子破了,甭管是什么方法,提你半格。我说,领导,我觉得干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领导说,你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你跟上面说一下,全市出租车得加防护罩,凶手使的是绳子,就算有点别的,估计也是冷兵器,加了防护罩,安全百分之九十,就算这个人逮到了,以后说不定还有别人,防护罩必须要有。领导说,这可是不少省钱,不一定能批下来。我说,最近满大街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候就抢五块钱。你把这几个案子的现场照片带去,让上面看看脑浆和烧焦的骨头。他说,我想想办法吧,说说现在这个案子的思路。我说,我手下有六个人,有一个女的不会开车不算,剩下五个,你找五辆车,不加防护罩,晚上我们开出去。 
  几天之后,我给手下开了个会,我说,这事儿有风险,不想干的可以不干,干成了,能记功,也有奖金,干不好,可能把自己搭进去,跟那五个出租车司机一样,让人绕了。你们自己琢磨。赵小东说,头儿,奖金多少?我知道他媳妇正怀着孕,这十几天他基本没着家,我最担心他退。我说,奖金没说死,五千吧。几个人干几个人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点半,我们五个人,全都是男的,正式出车,每人带了两把枪,一把揣在腋下,一把藏在驾驶座的椅子底下。我提了几个注意点,第一,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成年男子,打车要去僻静处;第二,孤身一人成年男子,上来就坐驾驶座正后方;第三,身上有汽油或者柴油味的人。如果是女人或者带小孩儿的,就推说是新手,不认识路,不拉。最后一点,如果发生搏斗,不要想着留活口,因为对方是一定想着要你命的。 
  我们在路上跑了三天,没有收获。小东说拉过三个有嫌疑的男的,要去苏家屯,他就小心起来,听他们说话,是本市口音。其中一个半路要到路肩尿尿,小东就把枪掏出来插在棉鞋里,结果那人尿完回来,三个继续说话,好像是兄弟三个,回去给父亲奔丧,其中一个上车之前和女人喝了酒,尿就多。到了苏家屯,灵棚已经搭好,小东下车抽了支烟,看他们两个扶着一个走进灵棚去跪下,然后上车开了回来。 
  第八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里十点半,下点小雪。我把车停在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车窗开了一条缝,抽烟,抽完烟准备睡一会,那段时间觉睡得断断续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困得不行。路边是个舞厅,隐约能听见一点音乐声,著名的平安夜歌曲,铃儿响叮当,坐在雪橇上。前面一辆车拉上一个穿着貂皮的中年女人走了我把车往前提了提,把烟头扔出窗外,车窗摇上。这时从舞厅里南侧的胡同里,走出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男的四方脸,中等个,两只手放在皮夹克的兜里,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布,女孩儿戴着白口罩,穿着一条蓝色的校服裤子,上身是一件红色羽绒服,明显是大人的衣服,下摆在膝盖上面。 
  她还背着一只粉色书包。书包的背带已经发黑了。头发上落着雪。 
  男的走过来敲了敲车窗,我把窗户摇下来,他朝里看了看,说,走吗?我摆摆手,不走,马上收了。他指了指那个孩子,去艳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个中医。我说,看病得去大医院。他说,大医院贵,那个中医很灵,过去犯过,在他那看好了,他那治女孩儿肚子疼有办法。我想了想说,路不太熟,你指道。他说,好。然后把后面的车门拉开,坐在我后面,女孩儿把书包放在腿上,坐在副驾驶。 
  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结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实话说,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 
  男人的手还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女孩儿眼睛闭着,把头靠在座椅上,用书包抵着肚子。开了一会,在转弯处他都及时指路。又过了一会,我说,大哥有烟吗?借一棵。他从兜里摸出一根递给我,我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上。我说,大哥做什么的?他说,原先是工人,现在做点小买卖。我说,现在工厂都不行了。他说,有个别的还行,601所就很好。我说,那是造飞机的。他说,嗯,有个别的还行。我说,现在做点什么买卖?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一点小买卖,上点货,卖一卖,卖过好几样。我说,你爱人呢?他说,你在前面向右拐,一直开。眼看着要从艳粉街穿过,向着郊区去了,女孩儿一直闭着眼,不动弹,男人眼睛看着窗外,好像是不想再说话了。我说,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他说,嗯。我说,就像开出租车,白天警察多,开不起来,晚上倒是松快,还怕人抢。他说,没什么事儿吧。我说,你是不看新闻,前一阵子夜半司机,死了五个。他又看了看后视镜,肩膀动了动,说,抓着了吗?我说,没啊,那哥们不留活口,不好抓,我算看明白了,人要狠就狠到底,才能成点事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没回答,拍了拍女孩儿肩膀,说,好点了吗?女孩儿点点头,手把书包紧紧攥着,说,前面那个路口右拐。我说,右拐?你不是要去艳粉吗?她说,右拐,我要去艳粉后面。我打了个轮,把车慢慢停在路边,说,大哥不好意思,憋不住了,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你和大侄女在车里等一下。他说,左拐,马上到了。我说,你们爷俩商量一下,到底往哪拐。我要尿裤子了。他说,马上到了。我转过头看他,手顺势伸进怀里,说,这一片黑,哪有诊所啊。女孩儿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双大眼睛,瞳仁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方,她说,爸,我刚才放了屁,好了。男人的下巴僵着,说,好了?她说,是,刚刚我偷偷放了一个屁,不响,然后就好了,我想下车。男人看了看我,说,爸也要上趟厕所,你先在车里等着。然后拉开车门出去,我把钥匙拔下来,也下了车,把车门锁好。这时的雪已经大了起来,风呼呼吹着,往脖子里钻,远处那一大片棚户区都看不清了,像是在火车上看到的远处的小山。他慢慢走到杂草丛,撒了泡尿,我把枪掏出来,站在他背后。他转过身来,一边系裤腰带,一边看着我说,哥们,你弄错了。我说,甭跟我说这个,别系了,把裤子脱了。他把裤子褪到脚腕子,我从后腰拿出手铐,准备给他铐上。他说,别让孩子看见,这叫什么样子?我照着他内裤踢了一脚。他没躲,说,那诊所就在前面,是我朋友开的,你可以查一下。这时一辆运沙子的大车靠右侧驶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车没打双闪,路面上都是雪。大车似乎犹豫了一下,不是撞上了,出租车的尾部马上烂了,斜着朝我们这边的草丛翻过来。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车灯玻璃击中的瞬间,我朝那个男人站立的方向开了一枪。 
  
  李斐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开始清晰可见,并且成为我后来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这些记忆多少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多少是我根据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以自己的方式牢记的呢?已经成为谜案。父亲常常惊异于我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有时我说出一个片段,他早已忘却,经我提起,他才想起原来有这么回事,事情的细枝末节完全和事实一致,而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应当记得这么清楚的;有的他在闲谈中提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在一周前,以至于他怀疑此事是否发生过,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谁正在老去。 
  母亲去世的情形,我没记忆。后来我看过母亲的照片,没什么特别,一个陌生女人而已,这让我经常感到愤慨,是什么让我和她成了陌生人?父亲的解释令人沮丧,没什么特别原因,不但一个女人生孩子有生命危险,即使是一个健康人走在马路上,也可能被醉酒的司机撞死。 
  父亲一直没再娶。在托儿所,阿姨帮我洗屁股并且有效地控制我上厕所的时点,如果我无所顾忌地拉屎或者和别的孩子厮打,还会打我。哭,一个嘴巴,再哭,一个嘴巴,我看你再哭。没错,这应该就是母亲的职责,如果有妈妈,也是如此这般。这让我有些欣慰,没什么大不了,晚上别的孩子有妈妈来接,我就会去想,你要倒霉了,回家也是这套。可惜,这样的错觉没有持续太久,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树一家。 
  小树是我家的邻居,在我们家那趟平房里面居中,我家在最东头,每天父亲从厂子下班,去托儿所接上我,都要推着自行车从小树家门前走过。父亲是钳工,手艺很好,和他一起进厂的人,都叫小赵、小王、小高,而父亲别人叫他李师傅。每天父亲推着我走在厂子里,都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李师傅走了?李师傅回家做饭啊?李师傅过冬的煤坯打了吗?要不要帮忙?还有人过来逗我,和我说话,父亲都笑着回应,但是车子很少停下。有人给织过围脖,织过毛衣,红的、藏青的、深蓝的,父亲收下,都放柜子里,扔上一袋樟脑丸。据说父亲过去是个相当硬朗的人,但是结婚之后对母亲好得不行,很少和人起争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闹不愉快。母亲死后,他一度瘦了两圈,后来又胖回来了,还自己学会了做饭,在车间他升了班长,带着两个徒弟,都是男的,他不用徒弟给他沏茶,也不用他们帮着洗工作服,但是他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能自己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二分四十五秒。如果有人看见父亲绷着脸,中午吃完饭没有看别人打扑克,而是去托儿所看我午睡,那一定是他的徒弟,没把作业做好。 
  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小树说上话。过去我们见过,我比小树大一岁,已经从托儿所毕业,进入学前班,转过年来就要上小学,而小树,还在托儿所的大班里,因为调皮捣蛋,很有名号,左邻右舍都知道。据说有次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皮球,大家都用手抱着,你扔给我,我扔给你,小树接过球,飞起一脚,把棚顶的日光灯踢碎了。好几个孩子的头发里都落上了荧光粉。阿姨没有打他,而是到了供销科,把小树他爸找来了。小树他爸看了看,出去买了两支新的日光灯,一大包大白兔奶糖。然后站在椅子上,装上灯管。阿姨们帮他扶着椅子,然后拉他坐下,磕了会瓜子,有说有笑,把他送走了。 
  小树他爸是有名的活跃分子,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些门路,反正他总是穿得很好,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 
  我之所以能和小树说上话,是因为那个夏天的傍晚,我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换小树手里的火柴。 
  那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曾被我拿出来回想,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回想,后来则变成了某种练习,防止那个夜晚被自己篡改,或者像许多其他的夜晚一样,消失在黑暗里。 
  我喜欢火柴,老偷父亲的火柴玩,见着什么点什么。其实平时我是个挺老实的孩子,话也没有多少,阿姨不让上厕所,我能一直憋着,有一次憋得牙齿打战,昏了过去。但是就是喜欢火,一看见火柴就走不动,有一次把母亲过去写给父亲的信点了,那是父亲有数的几次,给了我两下。家里就再也看不见火柴了。那次我把小树的火柴抢到手中,马上就把火柴盒变成了火球,实在憋得太久了,手指烧掉了皮都没在意,火球从空中落下,熄灭了。我突然哭了起来,不是害怕,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玩太奢侈了。 
  父亲有点挂不住,又舍不得打我,说,这孩子,小傅,你看这孩子。傅东心说,你喜欢火柴啊?我低头弄手上的皮不说话。傅东心说,为啥?我不说话。父亲用手指点了一下我肩膀,小傅阿姨和你说话呢。我说,好看。傅东心说,啥好看?我说,火,火好看。傅东心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傅东心拉住我的手看了看,抬头跟父亲说,这孩子将来兴许能干点啥。父亲说,干点啥?傅东心说,不知道,有好奇心,小树太小,坐不住,教他啥他回头就忘。父亲说,四岁的孩子,让他玩吧。傅东心说,你要是信得过我,晚上吃完饭,让她到我这儿来,周末白天来,我这儿书多,我小时候就爱玩火。父亲说,那哪行?给你和德增添多少麻烦。庄德增说,麻烦啥?现在就让生一个,让俩孩子搭个伴,你也松快松快。东心那一肚子东西,你让她跟我说?父亲说,还不谢谢叔叔阿姨?我说,谢谢叔叔阿姨。这时小树正蹲在地上,研究那根冰棍,冰棍上面已经有了很多蚂蚁,绝大部分都被粘住,下不来了。 
  第二天是工作日,我一直盼着晚上赶紧来到,可是到了晚上,父亲并没有提这茬,还是像过去一样,生炉子做饭,然后在炕上摆上小炕桌,两个人对着吃,没说什么话。睡觉的时候,我在被窝里哭了一场,用手悄悄地抠墙皮放在嘴里,抠着吃着哭着,睡着了。转过天来,是礼拜日,早上醒来的时候,父亲没在家,门反锁着,一般礼拜日父亲要出去办事,都把我这样锁在家里。我窗帘都没拉,洗脸刷牙,然后在灶台找点东西吃了。父亲回来的时候,一身的汗,带回来一堆东西,半扇排骨,两袋子国光苹果,一盒秋林公司点心。他给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拉开窗帘,外面一片耀眼的阳光,自己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穿上新发的绿胶鞋。然后拿着东西,拉着我的手,来到小树家。 
  小树他爸正给皮鞋打油,小树在旁边玩肥皂泡泡,傅东心坐在炕上,在一张白纸上面画东西。小树他爸抬头说,来了?父亲说,忙呢?然后他走进屋里,把东西放在高低柜上,跟我说,叫傅老师。
  
  傅东心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小树打架了,带不少人,将邻校的一个初一学生鼻梁骨打折,中度脑震荡。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今天早上知道的,知道的时候我正在给李斐上课,讲《旧约》的《出埃及记》: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然后举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涛就会分开,为子民空出一条干路。小树的班主任走进院子,跟我讲了一下小树的情况,小树当时没在家,抱着球出去了。我跟李斐说,小斐看家,先读读,无需信,欣赏行文中的元气,小树回来,让他别出去,在家等我。然后我拿出存折,去银行取了一千五百块钱,两百块钱给老师,老师没收,说逢年过节,庄树他爸没少照顾,男孩子打个架正常,只是这种群殴,以后得避免,半大小子出手没有轻重,容易惹出大祸。小学生连初中生都敢打,以后咋办?然后我跟着老师去了挨打的孩子家,他刚出院,我递上水果,把钱塞到家长手里,坐下聊了会儿天。夫妻俩在五爱市场卖纱巾,条件不差,人也能说通,最后他们送我走,在门口说,看你文质彬彬,你儿子怎么那么浑?我没说什么,坐公交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小树正拉着李斐陪他玩球,他在院子里用两块石头摆了个门,让李斐帮他守门,然后他一脚把球踢在李斐脸上,一个大球印子,李斐晃晃脑袋,跑去把球捡过来,又扔给小树。我把小树叫住,让他跟我进屋,小树把球踢给李斐说,你玩吧,好好练练,别跟大脑炎似的。李斐抱起球,跟在小树后面,也进了屋。我坐在板凳上,让他站着,说,我给你爸打了个电话,他明天回来。他说,妈,你别唬我,我爸刚走没几天。我说,你给我站好,你刚才说小斐什么?他说,没说什么,笨还不让人说啊。我说,你给她道歉。李斐还抱着球,说,傅老师,他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笨。小树说,你看。我说,你给她道歉。他说,不介,你教过我,做人要真,我给她道歉,就是不真。我说,我让你真诚地道歉。他说,那不可能。李斐说,小树,还玩球吗?小树没看她,说,不玩,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说,小斐,你从小就跟着他屁股玩,你还比他大,你没玩够啊?李斐没有反应。我说,庄树,明天你爸回来,让他跟你说,我打不动你。一个钟头之前,我用公共电话给德增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小树又惹祸了,这回还跟一伙人,一大帮打一个。德增急了,说,明天就从云南回来。我说,你该办你的事儿办你的事儿。德增说,云南那边的关系现在已经夯实了,给他们看的烟标,他们很满意。我说,他们觉得还行?他说,他们说从来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我说,那你就趁热打铁吧。孩子我再跟他谈谈。他说,小树我还不知道?谈没用。我正好也得回去,云南这边的厂子我们拿技术入股,咱们家那边的,反正现在企业也都承包,我回去跟他们谈谈承包印刷车间的事儿。咱们得有自己的厂子。 
  小树看我不像骗他,有点慌了,说,妈,是那小子先打的我,好几个打一个,我再去打的他。我说,你知道打人有罪吗?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抖了起来。他说,啥?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 
  我按住自己的手,让它不抖,说,不说这个了,就说小斐的事,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人?他冲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当你妈是傻子?他说,妈,我不是认错了吗?我说,你那叫认错吗?你小斐姐内向,你得保护她,你还欺负她,你是什么东西?这要是“文革”,你不得把你妈也绑了?他说,啥是“文革”?我说,不用知道,你给我好好道歉。他这才正对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不是故意的,以后你踢球,我给你守门,让你踢我,长大了,谁敢欺负你,我就弄死他。我说,意思对了,事情说歪了。李斐说,我记住了。我说,你去院子玩,我给你小斐姐上课。他说,妈,你能替我兜着点吗?要不我也坐这儿听听?我说,你出去玩吧。 
  然后我领着李斐,坐在炕上把《出埃及记》读了一遍,讲了几个她能够理解的典故,然后我问她,小斐,跟我学了几年了?她说,六七年了。我说,觉得有意思吗?她说,有意思,每天都盼着晚上。我说,从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好苗子,我没看错,你现在的程度,一般初中生不如你。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无论什么时候,你就按照你想的方式读、写,多读书,多写东西。她说,嗯。我说,你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说,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块钱。我爸也说让我考,但是我不考了。我说,没关系,你让你爸跟我说,我帮你出,你爸现在下岗,没工作,是稍微紧一点,将来会好的,能还我们,记住,只要有知识,有手艺,什么都不怕。你现在碰上好时代,我那时候想念书没有地方念。她说,不能管你要。我说,我估计教不了你几堂课了。她抬起头说,为啥?我说,我们这趟房要动迁了,咱们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就不是邻居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你这个《出埃及记》吗?她说,那我以后就见不着小树了吗?我说,教你这一篇,是让你知道,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以后你大了,老了,也要记住这个。李斐没有说话,朝窗户外面看着,我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 
  
  李斐 
  记忆里礼拜天,总是天气晴朗。父亲会打开所有窗子,放一盆清水在炕沿,擦拭每一片玻璃。然后把脏水泼在院子里,开始浆洗床单被罩。他用双手一截一截把床单被罩拧干,展开,挂在院里的晾衣绳上,院子里都是肥皂的香味。然后他坐下抽一支烟,开始清洗屋里的锅台、地面,他粗壮的胳膊像双桨一样,划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项,是给挂钟上弦。他打开红色的盖,拿起锃亮的钥匙,“嘎嘎”地拧着。他翘着脚,伸着脖子,好像透过钟盘,眺望着什么。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 
  父亲接到下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炉子。对于生炉子,我是非常喜欢的,看着火苗一点点从炉坑里渗出来,钻进炉膛,好像是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炉子里的烟飞出来,呛进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抹眼泪,这时我发现父亲已经蹲在旁边,帮我往里面续柴火。他的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肿了。我说,爸,怎么了?他说,没事儿,骑车摔了一跤。今天我们吃饺子。他把脸伸到水龙头底下,洗净嘴角的血。然后烧了一大锅水,站在菜板旁边包饺子,他的手虽然粗,但是包饺子很快,“咚咚咚”剁好馅,把馅揉进皮里,捏成饺子,放在盖帘上,一会儿就是一盖帘。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亲极少喝酒,那瓶老龙口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你把你的书念好。我说,嗯,你今天没摔跤。他说,没有。我说,那是怎么了?他说,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说,嗯。他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卖茶叶蛋。广场旁边,卖茶叶蛋的,我过去见过,一会儿就能卖出一个。我说,为什么是你下岗了呢?他说,没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下岗了,厂子不行了。我说,嗯。他说,我下班之后,就去广场看他们卖茶叶蛋。要走的时候,来了一伙人,穿着制服,把他们的炉子踹了。一个女的,抱着锅不撒手,其中有个小子,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车上带。我就过去,把那小子抱住了。我说,爸。他说,他们人多,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事,现在老了。他摊开自己的右手看了看,说,打不倒人了。我说,爸,你有我呢。他说,本来我是回家取刀的,看见你在生炉子,嗯,你蹲在那生炉子,我怕死啊。我说,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儿分吧。他站起来说,我说过了,你把你的书念好,别让我再说一遍。然后喝光酒,收拾碗筷,晚上再没说话。 
  
  庄德增 
  有一年夏天,具体哪年有点记不清了,那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好像都是一年一样。应该是在千禧年前后吧,我在北京谈事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头说,庄厂长,他们要把主席拆了,你想想办法,是厂子里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当时我接了厂子,把这些人一起都接了。我说,哪个主席?他说,红旗广场的主席,六米高那个,后天就要给毁了。我知道那个主席,小时候住得就离他很近。老是伸出一只手,腮帮子都是肉,笑容可掬,好像在够什么东西。夏秋的时候,我们在他那放风筝,冬天就围着他抽冰噶。我说,毁他干吗?他说,要换上一只鸟。我说,一只鸟?他说,是,叫太阳鸟,是个黄色的雕塑,说是外国人设计的,比主席还高两米。我说,我不是市委书记,找我没用,在家好好歇着吧,不差你退休金就完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飞回家,晚上又出去接待了一拨人,弄到很晚,在洗浴中心睡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和我一起来的人都走了。到了前台,小姐端出一堆手牌,我挨个结了账,打电话把司机喊来,给我送回家。开到半路,我下车吐了一次,隔夜的酒从胃里涌出来,好像岩浆一样把食道熨了一遍。有一群老人,穿着工作服,形成一个方阵,在路中间走着,不算整齐,但是静默无言。司机说,咋回事儿?跑这儿练健身操来了?我也纳闷,摆了摆手,上车歪在后座,到门口,我突然想起来,是主席,他们是奔着主席去的。我让司机先走,自己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看着自己的裤腿,干干净净,皮鞋,干干净净,就在几年前,我穿着西裤和皮鞋,走在云贵高原的土地上,皮鞋几天就长嘴了,西裤的裤腿永远蒙着黄土。我抬起手看了看表,这个钟点,庄树在学校上课,傅东心应该在睡午觉。自从她辞职之后,她的午觉就变得十分漫长,好像一天的主要工作是睡觉。我站了起来,拦了一辆出租车,说,去红旗广场。 
  出租车司机坐在防护罩里,戴着一项灰色的帽子,穿着司机制服。奇怪的是他还戴着一个口罩,那可是八月份的正午,烈日高照。我朝他面前的后视镜看了一眼,他的一双眼睛正在其中,也在看我。一个眼角突兀在向下弯折。我便把眼睛挪走了。 
  “红旗广场?”他的一只手放在“空车”二字上,我说,是。他手指一勾,牌子一倒,“空车”熄灭。行了两站地,已经看见主席无依无靠的大手,路却突然拥堵起来,原来刚才看见的老人,只是其中一支,眼前是另一队方阵从路中间缓缓通过。不同的是他们穿着另一种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司机把半个膀子搭在车窗外面,看着眼前的老人,没按喇叭,也没干点别的,就是平淡地看着。我说,也是闲的。他说,谁?我向前指了指。他说,那你去干吗?我一愣,说,我去附近办事,和主席像没关系。他点点头,说,也是,你没穿工作服。我又一愣,说,咱们认识吗?他说,不认识。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舌头有点怪,好像咱俩见过。他说,你是个板正人,我是个卖手腕子的,你可别抬举我。我一时语塞,可能是昨晚喝多了,脑子不太对劲儿。 
  终于蹭到了广场周围的环岛,他说,你到哪?我一边朝广场上看一边说,你绕着环岛走走。他说,你没瞧见都堵死了?我说,你就走你的,耽误你的时间我给你折成钱。他说,好,钱是你亲爹。我一下火了,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他说,我是开出租的,不是你的奴才,你下去。我望向后视镜,他没看我,而是小心地避过前车摆动的车尾。一般这种人不是话痨,就是犟驴脾气。一旦我下了车,再想打车回去,基本上没有可能,所有路口都叉死了,还不断地有老人从车缝里向广场走去,好像水流一样。我说,天热,咱都别急,你帮我绕一圈,咱就原路返回。他没说话,开始向环岛内侧打轮,透过车窗,我看见红旗广场上,围着主席像,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施工队的吊车和铲车在一角停着,几个民警拎着大喇叭,却没有喊话,正在喝水。老人们坐在日头底下,有些人的白发放着寒光,一个老头,看上去有七十岁了,拿着一根小木棍,站在主席的衣摆下面,指挥老人们唱歌。在他的右手边,另一个老头坐在马扎上,拉着手风琴,嘴里叼了一棵烟,时不时翘起嘴巴的一角换气。“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主席的脖子上挂着绳子,四角垂在地上,随风摆动。几个工人坐在后面的阴影里,说着闲话。似乎眼前的这一幕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等他们闹完,动动手指主席就倒了。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几个小子就站在他们的位置,看着主席的后脑勺。一个人说,你说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另一个人说,胡扯,这么大的脑袋不是怪物?他哥马上给了他一嘴巴,你他妈的见过主席?嘴是棉裤腰?我当时寻思,如果主席的脑袋真这么大,那他戴的军帽能成多少顶我们戴的军帽,他穿的军裤能成多少条我们穿的军裤?我又想,不对,主席的脑袋应该是正常大小,也许是大,但是大不了这么多。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和红卫兵小将的脑袋差不多大,如果他的脑袋果真这么大,那千千万万的红卫兵的脑袋岂不是也这么大?这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去过,脑袋就和我一样大。 
  车流缓缓地向前挪动,车里的司机和乘客,无论是私家车、运货车,还是出租车,都有足够的时间向广场上张望。大家歪头看着这群老人。我已经很久没回来过,搬走之后,几乎没回来过。那个建筑好像我故乡的一棵大树,如果我有故乡的话。上面曾经有鸟筑巢,每天傍晚飞回,还曾经在我的头上落过鸟粪。有好多个傍晚,我年纪轻轻,无所事事,在这儿看太阳落山。那些时光在过去的几年里,完全被我遗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瞬间,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说,“什么?”已经几乎绕了一圈了,我感觉到了后半圈,他的速度比其他车子都慢。“没什么,你现在去哪?”我看了一眼广场上,好像图画一样静止了。“回刚才来的地方。”我说。他换了一个挡位,把速度开了起来。“你说,为什么他们会去那静坐?”过了一会他问我。我说:“念旧吧。”他说:“不是,他们是不如意。”我说:“嗯,也许吧。他们是借着这事儿,来泄私愤。”他说:“他们让我想起来海豚。”我说:“什么?”他说:“新闻上报过,海水污染了,海豚就游上海岸自杀,直挺挺的,一死一片。”我没有说话。他说:“懦弱的人都这样,其实海豚也有牙,七十多岁,一把刀也拿得住。人哪,总得死那天,才知道这辈子够不够本,你说呢?”我说:“也不是,也许忍着,就有希望。”他说:“嗯,也对。就是希望不够分,都让你们这种人占了。”我越发觉得他认识我。我很想让他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拼命回忆,他的音调,他的体态,但是总有些东西不那么统一,从中作梗,像又不像。 
  到了目的地,他抬起“空车”二字,说,二十九。你知道那底下有多少个?我一边拿钱包,一边说,什么?他说,主席像的底座,那些保卫主席的战士有多少个?我说,我记得我数过,但是现在忘了。他接过我的钱,没有说话,等我拉开门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说,二十六个,二十个男的,六个女的,戴袖箍的五个,戴军帽的九个,戴钢盔的七个,拎冲锋枪的三个,背着大刀的两个。说完,他踩下油门,开走了。 
  
  庄树 
  我虽然完全违背了我爸的意愿,但是他多少还是帮了一点我的忙。他断了我的退路。在我妈去英国旅行的时候,我和他达成了协议,最初五年,除非我辞职,否则我不能管他要钱。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协议,只对他有意义,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我给自己的期限更久,比这久得多得多。我得承认,我和我爸妈的关系比较奇特,我妈从小和我不亲近,她和另一个孩子待的时间特长,是一个我小时候的邻居。因为我没兴趣读书,她就把时间花在那个孩子身上,教她读书,把她压箱底的东西都教给她,结果到了那女孩儿十二岁的时候,我们搬了家,从此失去音信,我曾经偷看过她的日记(她藏得并不隐私,当然她自己不这么觉得),这么多年,她花了不少精力,去打听那个女孩儿的下落,可是没有一线索,就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人一样,那些两人一起在炕上,在小方桌旁读书的岁月,好像被什么人用手一扬,消散在空气里。后来她爱上了旅游和收藏,我们家有好多画,瓷器和旅行的纪念品,我爸给她弄了一间大屋子,专门放这些东西。昂贵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廉价的,可以无限复制的旅游区玩偶放在一起,看上去也不怎么别扭。我爸从印制烟盒起家,在某一段时期,因为他的运作疏通而造成的垄断,他的印刷机器和印钞机差不了多少,后来他又进入了房地产、餐饮、汽车美容、母婴产品。在我大学第三年,有一次陪女孩儿去看电影,正在亲吻时,余光看见电影片头的出品人里,有他的名字。他这一辈子干干净净,对我妈言听计从,自从做了烟盒,就把烟戒了。对于生意上的朋友和对手,他很少在家里提及,我感觉,在他心里,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相互需要,也让彼此疲惫。在我印象里,即使他喝得烂醉,只要想回家,总能独自一人找回来,前提是我妈也要在家,帮他校准方位。我妈通常不会说他,给他煮碗面,有时候他进门一头栽倒,她就把他拖到床上,然后关上门,我爸说我不听话,也常说我和他们俩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这个家庭里最典型的另一个,执拗、认真、苦行,不易忘却。越是长大越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我而已。 
  高中一次斗殴,作为头目,我在看守所待了一宿,其他人都走了。其实我也受了点轻伤,眉骨开了个小口,值班民警给我拿了一板创可贴,坐在栅栏外面和我说话。你知道混混以后有什么出路吗?他说。我记得他很年轻,胡子好像还没有我的密。我没有说话,自己把创可贴贴上,在眉毛上打了个叉。他说,要么变成惯犯,要么成为比普通人还普通的人。我没有说话,他说,你以为你多牛逼呢?你将来能干什么?我没有说话。他跷着二郎腿,不断打响手里的打火机。他说,你知道每天全国要死多少警察吗?我没有说话。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隔三差五就得进来一回,老是为别人出头,你说你将来能干啥?你那帮朋友,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哪个回头看你一眼,哪个不是溜溜地赶紧走了?我说,有种你进来和我单挑。他说,单挑?我一枪就打死你。我开枪不犯法,你会开枪吗?你知道枪怎么拿吗?傻瓜。我把手从栅栏里伸出去,抓他的衣服,他没动,衣服被我紧紧攥着,他说,你好好摸摸,这叫警服,昨天有个毒贩,把自己的父母都砍死,抢了六百块钱,他爸临死前还告诉他钱藏在哪,让他快点跑,你这个傻眼,你敢吗,你敢动这种人吗?告诉你,今天收拾完你,我明天就把他抓回来,你们这帮傻眼。说完我,他把我的手腕一拧,我咬紧牙没有出声,松开了他的警服。他没有回头看我,我听见他开门出去的声音,然后走远了。 
  我一直记得他的样子和他的警号,他是一个辅警。没有编制的辅警。后来我知道,他也没有用枪的权利。大约两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伤人进去,我在我爸那拿了点钱,去看守所帮他,那年我十九岁,正在念高四,复读,好几个警察都认识我。一个警察看见我说,有日子没来了,跟你爸做生意了?我说没有,然后说了一个警号,还有他的样子,问他在吗,我想让他看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着他,好几次有人找我去打架,我都想起他。一个人说,你找他干吗?我说,没事儿。问问。那人说,他让人报复了。我盯着他看,等着他往下说,他说,死在自己家楼下,让人从背后捅死了。媳妇饭都做好了。说完,他接收我的钱,进了别的屋,我想问人抓住了吗?可是嘴唇动了动,发现喉咙发不出声音,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我把事情办完,我的朋友看见我,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转身走了。 
  从考上警校,到从警校毕业,我妈没跟我说什么话,但在我报考之前,有一天我妈突然问我,真想当警察?我说,是。她说,别逞能。我说,没有。她说,为什么想当警察?我记得那是一个早晨,就我们两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喝牛奶,她喝了一口,用手指轻轻擦掉嘴边的白色味子,抬起头问我。我说,人迟早要死的吧?她说,嗯,要死。我说,想干点对别人有意义,对自己也有意义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不多。她说,挺好。然后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喝自己的牛奶。后来我爸告诉我,她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不上,让我找找关系,让我念上。我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心理。也许在她眼中,我做什么都无所谓,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人。警校四年,她从来没去学校看过我,即使是毕业时,我成了毕业生,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但她不是没出现,倒是我爸开车到了学校,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还请我吃了顿饭,西餐。他说我妈去了南非,他都联系不上,但是她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幅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守门,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画很简单,铅笔的,画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 
  那顿饭,我爸想要说服我,去市局坐办公室,做文职工作。我拒绝了,结果他结了账,把我扔在饭桌旁走了。 
  和他达成协议之后,趁他俩不在,我回了趟家,收拾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搬到局里安排的宿命。我的申请获得了批准,成了一名实习刑警。开始的半年里,我参加了几次相对轻松的行动,那阵子搞逃犯清理,我和几个老警察一起,走了七八个省市,在村庄,在工地,在矿井,把逃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杀人犯带回来。没有一点危险。我记得其中一个人刚从矿上下来,看见我们在等他,说,我洗个澡。老警察说,来不及了,车等着呢。走过去给他上了手铐。他的头发上都是渣,我年少时的玩伴,随便哪个,看着都比他强悍多了。他说,回去看一眼老婆孩子。老警察说,让他们去看你吧。在奔赴机场的路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早来就好了,我把那娘俩坑了。 
  二○0七年九月,我正式成为刑警,出警时可申请相互配枪,若是要案,可随时配枪。九月四日晚,和平区行政执法大队的一个城管,喝了些酒穿过公园回家,遭到枪击,尸体被拖到公园的人工湖里。市局的刑警开了动员会,骨干们又单独开了案情分析会,这是这个月里,第二个遭到袭击的城管。第一个被钝物砸中后脑,倒在自家的楼洞口,再没起来。我因为毕业成绩还可以,实习期间的表现也过得去,分析会允许旁听。枪是警用手枪,子弹也是警用子弹,64式7.62毫米子弹。被枪击的城管,也曾先被钝物击中后脑,从法医鉴定和现场分析,这一击并未致命(怀疑是锤子或板子),他负伤逃走,袭击者追上再给予枪击。那个城管我不认识,和我也不是一个系统,但是葬礼我还是参加了。因为上面的要求,葬礼比较简单,遗像也没有着制服,而是穿着休闲装,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作案的手枪,有记录可查,十二年前属于一个叫蒋不凡的警察,那是一次不成功的钓鱼行动,凶手逃脱,他成了植物人(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脑袋被车玻璃击中后,又被钝物击打),因为是工伤,所有费用都由市局承担。受伤时他还未成家(虽然已经三十七岁),去世之前一直由父母照顾,一九九八年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从未醒来,也从未留下只言片语。那次行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他携带的两把警用64手枪,两个弹夹,一共十四发子弹,丢了。 
  当时的案子是一起劫杀出租车司机的串案,一直未能侦破,不过蒋不凡出事之后,这起系列案件也随之停止了。而这两起袭击城管的案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这两个城管比较著名。他们在上个月的一次行政执法中,没收了一个女人的苞米锅,争执中,女人十二岁的女儿摔倒在煤炉上,被严重烫伤面部,恐怕要留下大片疤痕。两人因此登上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媒,而有关部门对这起事件的定性是,女孩属于自己滑倒,她自己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两人并无重大过失,内部警告,继续留用。 
  在第二次的案情分析会上,会议室烟雾弥漫,主抓这个案子的大队长叫赵小东,当年的钓鱼行动有他一份,那时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十二岁,念初一,而他的战友蒋不凡没有子嗣,死了近十年。蒋父已去世,只剩下一个老母亲,住在女儿家。他每年都要去几回,局里发东西,或多或少,带过去一点。他说,没想到过去那个死案又有了活气儿。如果在退休之前,还破不了这个案子,退休之后他就自己调查,如果在他死前还破不了,就让他儿子当警察继续破。会议室里静悄悄,我相信大部分人一方面在想着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难,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可是在这个案子上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想着,那两把枪里,还有不少子弹。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发言,我说,领导,各位,我是新人,我瞎说两句,请大家指正。赵队说,不用客套,说。我说,看了当年的案卷,也看了案卷里的现场照片,还去了事发的现场。赵队打断我说,什么时候去的?我说,前天,参加完城管的葬礼,坐公交车去的。赵队说,谁让你去的?我说,我自己想去看看。赵队说,继续讲。我说,当年的高粱地,现在都盖上了楼,卖七千块钱一平米,那条土路,已经变成四排车道的柏油路。蒋不凡被发现的草地,现在是沃尔玛超市。照片上的地形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赵队说,你他妈是想干房产中介?我说,没这个意思,我查了当年的报纸,并且问了周边的人,有一个发现,距离当年事发地点向东两站地,有一个私人诊所,是中医,十二年前就在,现在还在。我在诊所门口等了半天,问了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上岁数的患者,他告诉我这里大夫孙育新,曾经是工人,下乡的时候在村里跟着一个江湖郎中学过一阵中医,一九九四年下岗,第二年自己开了个诊所,没想到就一直开下来了。他二○0六年春天得胰腺癌去世,现在坐诊的是他儿子孙天博。 
  所有人都看着我,赵队把烟掐在烟灰缸里,瞪着我说,继续说。我说,当年那起案子,一死一伤,死的是蒋不凡,伤的是货车司机刘磊,他当时前额撞上方向盘,大量出血,晕厥,什么也没看见,只记得突然看见一辆红车的车尾,而车祸之前,他属于疲劳驾驶,据他所说,眼前只有一片黑夜,所以他连个目击证人都不算。出租车内有血迹,当时也做了检验,不是蒋不凡的,推测属于凶手,但是蒋不凡被车碎片击中的位置在车外,所以我做了一个推测,除了凶手和蒋不凡,出租车上还有另一个人。赵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庄树。他说,小庄,从今天起,你跟这个案子,和家里打个招呼。继续讲。我说,那个人在蒋不凡和凶手离开车后,还在车中,坐在副驾驶位置,货车撞上出租车后,车倾覆到路边,他受到重创。蒋不凡倒下后,凶手拿走蒋不凡的手枪,把那人从车中救出,离开现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蒋不凡藏在车中的手枪也被拿走了,如果车里没人,他怎么能发现那把手枪呢?赵队站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他们去了那个诊所?我说,我只是推测,怕打草惊蛇,没敢去诊所里面调查,但是我感觉,有这种可能。 
  
  孙天博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一次是去市图书馆帮小斐借书。我有一张图书证,最贵的那种,一次可以借出十本书。对图书馆的构造我已经十分熟悉,这个图书馆是新建的,外面有草坪,远看也相当美观,门前有长长的石阶,每个来看书的人拾阶而上,好像在拜谒山门。坐在阅读室里,如果夜幕抢在管理员下班之前降临,就能看见脚下一条宽阔的大街,路灯的光亮底下,有着无数的黝黑车辆。里面的设施相对简陋,文史类书籍基本集中在一层,不到一千平米,二层以上便是多媒体阅览室,不知具体可以阅览何物,因为小斐要借的书无需上楼,所以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每次帮她借书,我都关门一天,上午来,把她需要的书找到,然后坐在阅览室,把每一本书的前言和后记读一遍,如果觉得有趣,就随便翻开一本读上几十页。等管理员戴着白手套,在我身边巡视而过,把其他人丢在桌子上和椅子的书收走,我就知道是该离开的时候了。那天借出的十本书是《摩西五经》、《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飞》、《说吧,记忆》、《伤心咖啡馆之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哲学问题》、《我弥留之际》、《长眠不醒》和〈纠正〉。我用一个下午,读了几十页〈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桌子,这人说个没完,但是并不无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确切的知识,以致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似乎有些道理,但也说不上是确切的知识。 
  从图书馆出来,我把书分装在两个大袋子里,准备打车回家。我爸他从旁边的面馆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我帮你拎一个,他说。我闻到他嘴里的蒜味,人一辈子都爱吃大蒜,说是防癌。我说,我拎得动,他说,给我,看你手勒的。我没给他,拉开车门,他让我往里头坐坐,和我并排坐在后面。他说,看你脸色,最近有些劳累,给你把把脉。我说,没事儿,睡得晚了。他说,最近动静不对。我说,知道。他说,跟你讲过我和你李叔的事吧。我说,讲过。他说,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他说,我下乡不久之后,就进了保安队,抓赌。你李叔是队长,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兄弟几个外号“三只虎”,我和他走得近,我比他大,但是愿意跟着他跑,他说话我听。下乡之后,我们在一个堡子,他让我抓赌挣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刚走到窗户边,一个小子从窗户里跳出来,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一下。你李叔马上背着我去了老马头那,老头用针灸封住我的脉,给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来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脚筋挑断了。我说,是这故事。他说,不能让他折进去,他折进去,小斐就成了孤儿。我说,我心里有数。他说,你和小斐的事儿别着急,她性格怪,也不怎么见人,就自己在那写字。我说,没急,我也没想怎么。他说,你是让你爸拖累了,接了爸的班,爸知道,但是有时候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老李跟我交了底之后,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是一代人。我说,跟你没关系,你和李叔是朋友,我和小斐也是朋友。他说,最近小斐再来,从后门进来,如果觉得不好,先别来,你也别去她家。我说,别操心了。该歇着了,都一辈子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走了。 
  第二次见他,是在那两个警察来过之后,晚上,他把我推醒,说,儿子,别把自己搭进去。我说,你变样了,老了。他说,实在不行就脱身吧,你李叔能保你,以后你照顾好小斐就行。我说,爸,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了。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傅东心 
  搬家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没在家,我想找老李谈谈。一个是关于将来的事儿,关于小斐的教育。一个是关于过去的事儿。走到他家门口,看见老李在炕上修他家的挂钟,今天小斐也没在,学校联欢会。一九九五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区还能看见星星。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他把挂钟拆开,用一个小钉子把机芯的小部件捅下来,擦擦,又用一个小螺丝刀拧上。头上的猎户座系着腰带,不可一世。院子里堆满了旧东西,皮箱、炕柜、皮鞋、锅和大勺。是要卖的,搬家带不走这么多,也许钟也要卖,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了敲门,他在炕上抬起头,说,傅老师来了。我说,小斐这么叫,李师傅就别这么叫了,跟你说过好几回了。他把钟的零件码好,下炕,站在地上,说,傅老师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了洗手,走到院子里打开地上的炕柜,拿出一个铁罐,给我沏了杯茶。我说,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说,坐了半天了,站一会。我说,小斐上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看了,超过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说,傅老师教得好。我说,我没教她考试的东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说,这孩子能坐住。我说,择校费别太在意,我们这里有点闲钱。他说,没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师的心意我领了。我说,古代徒弟学成下山,师傅还送把剑或者行路的盘缠,你别跟我客气,实在不行,回头你再还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篦出去,又添了一杯热水。喝点热的,凉茶伤胃,他说,我也有徒弟,教完他们把我顶了,但是我不当回事儿。他们去广场静坐,我在家歇着,不丢那人,又不是要饭的。我伸手从裤兜想准备好的纸包掏出来,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说,傅老师别介,说说行,你拿出来我可就要轰你了。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厂待久了的人,有点浑,而是光可鉴人。我松开纸包,把手拿出来,说,我明白了,毕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为退路,这样行吗?他说,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说了,心意我领了。 
  一时没人说话,我听见炕桌上裸露的机芯,“嗒嗒”地走着。我说,还想跟你说个事儿,明天我就搬走了。他说,你说。我说,你能坐下吗?你这么站着,好像我在训话。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纹理清晰,遒劲如树枝,手腕上戴着海鸥手表,虽然刚干了活,可是没怎么出汗,干干净净。他弄了弄表带,坐在我对面,脚耷拉在半空。我说,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你搬到这趟房才认识你,知道傅老师有知识。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是吗?我说,六八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你路过,把他救了。他说,是我吗?我不记得了。他现在怎么样,我也打过人,你没看见而已。我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爸有个同事,是他们学校文学院的教授,美国回来的,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朗诵惠特曼的诗,听唱片。他说,嗯。我说,“文革”的时候,他让红卫兵打死了,有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他的脑袋,一下打穿了。他说,都过去了,现在不兴这样了。我说,当时他们几个红卫兵,在红旗广场集合,唱着歌,兵分两路,一队人来我家,一队人去他家。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他说,是这种事儿没准。我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婚之后,生下小树之后。他说,嗯。我说,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他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我说,我已经说完了。他说,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变了,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老庄现在没说的。我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能坐下吗?他说,不能我要去接小斐了。你应该对小树好点,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我说,你就不能坐下?你这样走来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说,不能了,来不及了。无论如何,我和小斐一辈子都感激你,不会忘了你,但是以后各过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有句话叫后脑勺没长眼睛,是好事儿,如果后脑勺长了眼睛,那就没法走道了。 
  日子“嗒嗒”地响着,向前走了。我留了下来。看着一切都“嗒嗒”地向前走了,再也没见过老李和小斐,他们也走了。 
  
  李斐 
  我坐在窗边,看着杨树叶子上的阳光,前一天的这个钟点,阳光直射在另一片树叶上。这两片树叶距离很近,相互遮挡,风一吹,相互触碰,一个宽大,一个稍窄,在地下根的附近,漏出光影。秋天来了。树叶正在变少。我想把它们画下来,但是担心自己画得不像,那还不如把它们留在树上。这棵树陪伴了我很久,每次来这里治腿,完了,我都坐在这儿,看着这棵树,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变粗,看着它长满叶子,赤身裸体。树,树,无法走动的树,孤立无援的树。 
  我想起第一次搬家,后来又搬过,但是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最为深刻。搬家之后,大部分家具都没有了。房子比过去小了一半,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父亲生起了炉子,结果一声巨响,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且摔破了。炕塌了一个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的最多的是小树的家,那个我经常去的院子,想起小树用树枝把毛毛虫斩成两段,我背过脸去,小树说,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小树说,你知道什么?它吃叶子。我说,那也不是它的错。在搬离那条胡同之前,我对小树说,小树,快圣诞节了。小树说,闲的,还有三个月呢。我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邻居了。小树说,那有啥,该干嘛干嘛。我知道庄家是过圣诞节的,每年的平安夜傅东心都给大家包礼物,有一年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谁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远同在。我虽然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喜欢傅老师的字迹,像男人的,刚劲挺拔。我说,你想要什么?小树说,你买得起?我不要,我妈骂我还少?我说,我可以给你做个东西。小树说,做啥?我说,烟花行吗?小树说,就像你点了那个火柴盒一样?我说,你还记得?小树说,那玩意太小了,没意思。我说,你想要多大的?小树说,越大越好。他伸开双臂,能多大多大,过年我妈都不给我买鞭炮,怕我给人炸了。我想了想说,我知道,在东头,有一片高粱地,我爸带我去一个叔叔家串门,我在那过过,冬天的时候,有没割的高粱秆。都枯了,一点就着。像圣诞树。小树说,你敢?我说,兴许能一烧一大片,一片圣诞树。小树拍手说,你真敢?我说,你会去看吗?穿过煤电四营,就能看见。小树说,你敢去我就敢去。我说,无论你在哪?他说,无论我在哪。我说,如果傅老师不让你去呢?小树说,不用你管,我有的是办法。我说,几点?小树说,太早会被人看见,十一点?我说,十一点,你别忘了。小树说,我记性好着呢,就看爱不爱记。我准到。 
  天博过来,跟我说话。好像在说腿的事,说腿怎么了,我没听清,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遥远的事。很多年之前,傅老师在画烟盒,我跪在她身边看,冬天,炕烧得很热,我穿着一件父亲打的毛衣,没穿袜子。傅老师歪头看着我,笑了,说,你爸的毛衣还织得挺好。我也笑了,想起来父亲织毛衣时,笨拙的样子,我坐在那帮父亲绕毛线,毛线缠到了他的脖子上。傅老师说,你别动,就画你吧。我说,要把我画到烟盒上?傅老师说,试试,把你和你的毛衣都画上。我说,不会好看的。傅老师说,会的。我说,那我把袜子穿上。傅老师说,别动了,开始画了。画好草稿之后,我过去看,画里面是我,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不过不是呆坐着,而是向空中抛着“嘎拉哈”,三个“嘎拉哈”在半空散开,好像星星。我知道,这叫想象。傅老师说,叫什么名字呢,这烟盒?我看着自己,想不出来。傅老师说,有了就叫平原。我也觉得好,虽然不知道玩“嘎拉哈”的自己和平原有什么关系,但就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对。 
  我还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夜晚,我从这里的一张床上醒过来,首先看见的是天博,过去我们见过,但是没说什么话,我俩都是挺闷的人。天博坐在床边,在床单上摆扑克,从K到A,摆了几条长龙,要从床上出去了,就拐弯放。我觉得迷糊,腰上疼得厉害,下面好像是空的。我说,天博,我爸呢?天博说,你醒啦,那没事儿了,他也没事儿了,和我爸在外面抽烟呢,你玩扑克吗?打娘娘啊?我说,我的书包呢?天博指了指。和我的血衣服一起,在另一张床上。我说,帮我扔了,别让我爸看见。 
  这次我听清了天博在说什么,他说,今天感觉,你的左腿胖了。我说,肿了吧。他说,不是是胖了,我针灸的时候,感觉经络活分了一点,你动一动脚趾。我试着动了动,没动。我说,你弄错了。他说,感觉到脚后跟热吗?我说,有一点。他说,是好现象。再观察看看。我说,你老是抱有希望,这样不好。他说,这是有依据的,虽然这么多年,应该没希望了,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我觉得有些变化,你伤在脊椎,按理说,不容易好,但是最近你的脊椎好像恢复了一些,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反应,很奇怪,万物自有它的道理,我们再看吧。我说,外面阳光很好,推我出去走走。他说,有个事跟你说一下,昨天来了两个警察。我说,你跟我爸说了吗?他说,说了。他说没事儿。对了,昨儿我在街上给你捡了一个烟盒,估计你没有。天博从白大褂的右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拆开摊平的烟盒。我接过来看了看,我真没有。你看这小姑娘,画得真好,他说。我把烟盒夹在手边的书里,说,昨天那两个警察都问你什么了?他说,一个警察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七八岁,问我知不知道十二年前,这附近出过一起案子,车祸,然后一个警察让人打残了?我说不知道,那时我还小,早就睡了。他们问我,我爸说起过什么没,比如那天晚上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我说,没听他说起过,他也是早睡早起的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病人的病历,我说有,他们让我给他们看看,看完之后,他们说,让你妈和我们聊聊,我说我爸下岗之后,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妈现在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就走了。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是大夫嘛……最近你不要来了,也不要打电话,等过了这阵子再说,我会把后面三个月的药给你弄好带着,然后你自己给自己按摩,我教过你。我说,嗯。他说,你最近写小说了吗?我说,你歇着吧,我去前面看看病人,热敷了半个小时了,快熟了。 
  
  庄树 
  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砂袋、针艾、草药和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历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她的大女孩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地?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胡就胡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跨栏背心,一条黑色西服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九五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棵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轮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飘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桌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棵烟。每翻开一面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染过色,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蹲在路边,背对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九四年十月八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里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十月八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九五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一直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孩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 
  
  赵小东 
  孙天博很有意思,什么也不说。我找了几个经验丰富的人问过,也不行。只是不说话。不让他睡觉,他就不睡,我耗着,把我们几个都耗累了,他还能撑。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可以说不知道,我们记录在案。他连不知道也不说,只是不时用手按摩自己的颈椎。 
  我们让诊所开着,从别处找了一个中医坐诊。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没有发现。其中一个人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地儿,就不像有人住的。我问小庄,往下怎么弄。小庄从北京回来,状态有点萎靡,在飞机上想抽烟,憋得乱转,下飞机之后,到局里的路上,把半盒平原都抽了。 
  我们查了本市所有叫李斐的女性的社会记录,发现有一个和我们要找的人高度吻合。此人生于一九八二年,叫李守廉,一九五四年生人,身高一米七六,原是拖拉机厂工人,钳工,会开手扶拖拉机,也会开车,下岗之后,就从社会上蒸发了。李斐有小学档案记录,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了。而这两件事情的时间点,都是一九九五年。综合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李守廉是一九九五年劫杀出租车袭警串案和二○0七年袭击城管串案的重大嫌疑人。李斐即使不是从犯,也是重要的证人。人活着就应该有记录,李斐是否还在世无法确知,但是李守廉一定在世,这中间社会上换了一次二代身份证,他一定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 
  小庄说,应该是这样,那年李家发生了几件事,下岗、李斐升学、朋友孙育新想要开诊所,借钱。李守廉仗义,先把钱借给了孙育新,李斐升学就没有钱。我说,没明白。他说,我是经过那个时候,考初中,就算你考全市第一,也要交九千块,我假设李斐这孩子考上了,但是李守廉的钱压在诊所里,所以他实施了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我说,有道理。逻辑上可以成立。他说,第一起案子你还记着吗?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储物柜里,有刀,他是转业兵,开夜班,防身带着,第一起案子也许是误杀,他本来是想拿点钱就走。后来手上已经有人命,就杀人抢劫了。我说,有这个可能,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第一起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儿,重要吗?他说,后来的袭警案,就和我过去假设的差不多,那天李斐应该在车上,他们不是要抢劫,而是去办什么事儿,也许就是去孙氏诊所串门或者看病,打的是蒋不凡的车,蒋不凡觉察出李守廉的嫌疑很大,中途两人下车,后面的事情我过去推论过了。我说,可能李斐也参与了抢劫,也有这种可能。小庄说,嗯,也有。但是可能性不大。我说,为什么?他说,从人性角度讲,父亲不应该这么干。我说,*,跟我说人性?他没有说话。 
  第二天我又带人去翻了一遍孙天博的家,的确收拾得很干净,应该是随时防备有一天我们会抓他。里屋是木地板,我让人撬开,什么也没有。我觉得既然如此,索性继续拆。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拆开,终于发现了一个中医枕头,里面有一层小石子,安眠用的。在石子底下,有一本带血的小学语文教材和七十多页复印的文稿。我把这些东西拿到孙天博面前,他像没看见一样,还是不说话,然后闭上眼睛,按摩自己的太阳穴。我看了一遍稿子,好像是小说,写的都是一趟房里邻居的事情,小孩儿之间的事儿,大人之间的事儿,玩毛毛啊,弹玻璃球啊,打趴几啊。看意思应该是作者小时候的事情。我把这些东西转给了小庄,让他看看。小庄看过之后,没有提什么决定性的想法,而是向我请了几天假,说是实在撑不住了,身体要垮了,我同意了,毕竟年轻,第一次跟这种案子,休息休息是合理的。我提议他可以先见风孙天博,毕竟是目前我们手上唯一可用的线索,他说不见了,实在是太累,他还说,这几天他好好想一想,也许会想出个眉目,再见不迟。 
  就在他请假的第三天下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初我们搞过一阵子追逃行动,其实有些劳民伤财,抓回来的,即使手上有过人命,大多早已成了废物,不是未老先衰,就是成沉默寡言的木头疙瘩,或者因为酗酒成了废人。有一个人现年五十一岁,一九九六年抢劫岐山路建设银行未遂,用自制短筒猎枪打死一名保安,潜逃。今年年初将他从河南省舞阳县抓回,他承认他抢劫杀人,并提出希望能见到自己离异多年的妻子。我没把此事当回事儿,如果每天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就不用干别的了。小庄找到了这人的妻子,也已经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生子后,生活不错,现在退休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不愿意与他见面。小庄征得对方同意,给她照了一个半身像,带给案犯看了,并把实际情况跟他讲了。他收下照片没说什么。可就在这几天,他突然说有重要事情汇报,我去了。他要见小庄,我说小庄休假了,病了,我是他上级,可以代表他。他认识我,把情况讲了一遍,我听后,写下来,然后召集了专案组,拿着他所写材料的影印件,又让他讲了一遍。这人记性极好,无论是所写材料,还是两遍的供述,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而且十几年前的细节,很多都还记得。此人叫赵庆革,无业,酗酒嗜赌,麻将花面冲上摆着,他扫一眼,打乱砌出城墙,所有牌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心理亮着。可是就是这样,还是输钱,欠了不少外债,为了翻本,他就动了抢劫出租车司机的念头。他身高一米七五,手劲极大,据他自己说,年轻时吃核桃有时是用手掰的。尼龙绳、柴油,上车之后坐在司机正后方,行到偏僻处实施杀人抢劫,然后焚车逃走。一共五起,每一起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连司机的大致相貌、年龄,甚至有的人的口头禅,他都记着。其中有个司机上衣兜揣着一把梳子,一边开车一边梳头,说送完他就去跟相好会面,相好三十二岁,丈夫常年出差。他把他勒死后,梳子拿走,一直用到现在。 
  但是他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他并不在蒋不凡那辆车上,他去了广州买枪(但是没买到),那时出租车的案子他做了五起,没有纰漏,就准备向前走一步,去抢银行。我把李守廉和李斐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不认识,从没见过。 
  我看到了那把梳子,然后给小庄打了电话,他关机了。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只是案子的链条有了一个断缝,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李斐 
  看见报纸那天,我晚上失眠了。我把那份报纸放在枕头边上,夜里起来看了好几回。前两天父亲跟我说,天博出事了,那盆非洲茉莉不在窗户边上了。我说知道,很多事情要开始了。但是我没有想到,首先出现的竟然是小树。第二天一早,我叫住父亲,把报纸递给他。父亲看过之后,说,太巧了。我没有说话。父亲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怎么想的?父亲说,你想也许没问题。我点头。说,按道理,天博不会说,我知道他,而且如果他说了,也不用登寻人启事找我们。我点头。父亲说,但还是太巧了。我说,爸,你是不是有事情没告诉我?父亲说,我先出车,你让我想想。 
  父亲现在是出租车司机。 
  晚上父亲回来,我坐在轮椅上,还在看那份报纸。 
  寻人启事:寻找儿时的伙伴,失散多年的朋友、家人小斐。我一周后就要出国定居,请速与我联系。不可思议,我们已经长大了。下面是我的电话。 
  在电话的下面,附了一张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早间,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 
  父亲摘下口罩,把买好的菜拿进厨房。吃饭时,父亲说,广场那个太阳鸟拆了。我说,嗯,要盖什么?父亲说,看不出来,看不出形状,谁也没看出来。后来发现,不是别的,是要把原先那个主席像搬回来,当年拉倒之后,没坏,一直留着,现在要给弄回来。只是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不知道个数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我说,嗯。父亲说,我想好了。我说,嗯。父亲说,去见见吧。我原先想查查小树,但是怕反而会惹麻烦。索性就这么去吧。我从轮椅上向前跌下来,碗掉在地上,饭粒撒了一地。父亲把我抱起,放回轮椅上。我说,爸送我过去,我单独见他。父亲说,那得想个地方,你腿不方便,如果不好,能走的地方。我说,我想好了,船上。父亲说,船上好,一人一条船,挨着说话。我说,他也看不出我腿有毛病。父亲从腰上拔出一把枪,放在桌子上,说,你带着,放在包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一旦用,就不要手下留情。我看着枪。父亲从后腰又拿出一把,说,我们两个一人一把,你那里面有七颗子弹。在家等着,我去给你买张电话卡。 
  我用新的电话卡给小树发了短信,约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在北陵公园的人造湖中心见。发完短信,父亲把电话卡放在煤气上熔了。父亲说,明天中午,他来了就是来了,没来这事儿就算了,来了见完,这事儿也就算了,我们只能这么下去,你答应我。我说,我答应你。爸,我欠你的太多。父亲说,不说。你们两个总要见一下。以后还和以前一样。 
  
  庄树 
  我上船的时候,看见一条小船漂在湖心。我向着湖心划过去。不是公休日,湖上只有两只船。秋天的凉风吹着,湖面上起着细密的波纹,好像湖心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震动。划到近前,我看见了李斐。她穿着一件红色棉服,系着黑色围巾,牛仔裤、棕色皮鞋,扎了一条马尾辫。脚底下放着一只黑色挎包,包上面放着一双手套。我向她划过去的时候,她一直在看着我。她和十二岁的时候非常相像,相貌清晰可辨,只是大了两号,还有就是头发花白了,好像融进了柳絮,但是并不显老。眼睛还像小时候一样,看人的时候就不眨,好像在发呆,其实已经看在眼里了。我说,等很久了吧。她说,没有,划过来用了一段时间。我笑了笑,说,你没怎么变。她说,你也是,只是有胡子了。来见老朋友,胡子都不刮。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她说,你怎么上来就问问题?你呢?我想了想说,说实话吗?她说,说实话。我说,我现在是警察。她收了笑意,闭紧嘴看着我,说,挺好,公务员。我说,我小时候挺浑的吧?她沉默了一会,说,是。我说,现在我长大了,能保护人了。她又许久没说话,把围巾重新系了系,隔了一会,她说,傅老师现在好吗?我说,很好,地球都要走遍了。她说,那就很好?我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一直在找你。她说,让她别找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说,我不觉得。如果你时间不急,我跟你讲讲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她说,你讲吧。我就开始讲,讲了自己在警校交的女朋友,也讲了分手之后自己很难过,喝多了在操场疯跑,还讲了因为当警察,和父亲搞得很紧张,一直讲到现在。她听得很认真,偶尔中途问一点事情,比如,她人有趣吗?或者,没听明白,我没上过大学,请你再讲一下。很少能得到这样的听众。讲完了,我好像洗了个澡。我说,无聊吧,这么多年的事儿,这么快就讲完了。她说,不无聊。如果让我讲,一句话就讲完了。我说,一会儿是你自己回去还是李叔来接你?或者他现在就在附近看着?她没有说话。我说,他现在忙什么呢?她没有说话。我说,李叔十二年前,杀了两个城管,一个用锤子或扳子,一个用枪打。她没有说话。我说,我不是请你帮我,我是请你想想这件事本身。她说,没这个必要,不用你提醒我这个。我说,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李叔。然后到我的船上来,我们划到岸边,然后我们去找傅老师。她说,如果没有这事,你会来找我吗?我说,也许不会,但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来,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我也已经来找你了,都不能更改了。 
  她抓住桨,把船向后轻轻摇了摇,和我拉开了点距离,说,其实我可以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刚才很坦白,我也可以跟你坦白,谁也不欠谁最好。其实这么说不对,应该说,我欠你们家的,能还一点是一点。我说,不是这事儿和你我,她伸出手,意思是这里不需要我说话,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没见,她果真在某一个局部,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说,一九九五年那起出租车的案子,和我爸没关系,信不信由你。我爸的钱借给孙叔一部分,然后他把他小时候攒的“文革”邮票,全卖了,我的学费是有的。但是十二月二十四号那天的事儿,我和爸确实在。那人朝我爸开了一枪,他的左肋被打穿了。我说,嗯。她说,一辆大车把我坐的车撞翻了。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说,然后那个人倒了,我爸满脸是血,把我从车里头拖出来,那时我没昏,腿没感觉了,但是脑袋清楚得很。他看了看我的腿,把我放在马路边,跑回去用砖块打了那个警察的脑袋。我说,嗯,是这个顺序。她说,然后我跟他说,小树在等我啊。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这次轮到我沉默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一眨不眨,看着我,或者没有看着我。 
  然后她说,我爸什么也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肚子疼。当时我的书包里装着一瓶汽油,是我爸过去从厂里带回来,擦玻璃用的。那个警察应该是闻着了。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白天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有预感,你不会来。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决定去,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你说你总会有办法,可是我想不出来。孙叔叔的诊所离那片高粱地很近,我可以想办法下车,跑去用汽油给你放一场焰火,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 
  我说,现在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 
  她说,那天你去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是傅老师不让你去吗? 
  我说,不是。我忘了。 
  她说,你干什么去了? 
  我想了想说,也忘了。 
  她点了点头。 
  我说,当时我们都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对吧。 
  她说,你长大了,很好。 
  这时她指了指挎包,说,这里面有一把手枪,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使。我说,不会使我可以教你。她说,小时候,傅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 
  我说,没有人可以。 
  她说,我就要这湖水分开。 
  我想了想,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 
  她说,不可能。 
  我说,如果能行呢? 
  她说,你就过来。 
  我说,你准备好了吗? 
  她说,我准备好了。 
  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飘着,上面那层塑料膜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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